宣城市政府出台规定，为增强相关单位和部门参与城市禁违拆违工作的积极性，决定对先进单位和个人进行奖励，获奖单位最高可奖励30万元、先进个人可奖励5000元，这些奖金全部来自当地财政。此举引发热议。（今日《新安晚报》B04版）
人都是需要激励的，公职人员也概莫能外。幼儿园的小朋友表现好，可以得一个小红花，那么，对先进单位或个人以现金奖之，似乎也无可厚非。可问题是，如此大手笔的“小红花”，全部由财政买单，高调地抛向公职人员，总让人觉得不是滋味。
地方政府部门的解释看起来也很真诚：违建拆迁改迁成本高昂，与其事后“两败俱伤”，不如用钱调动公职人员积极性，防患于未然，找到最佳止损点。这是一种典型的“次坏选择”：用钱买工作人员的积极性当然成本不小，放任违建行为的代价则更高，于是两害相权取其轻——只是，这个逻辑默许了一种前提：违建执法如果没有额外奖励，积极性就不会高！
公众质疑的道理恰恰在这里：譬如对于违法建设，以钱激励是不是最优选择？有没有一种可能，不发奖金、照样干事？其实，这是执法者的法定职责，理应成为工作常态。一来，所谓奖励，对象应该是特别优秀的言行，而不是一般的履职行为，要不然，老师教好一个学生、医生治好一个病人、交警搀扶一个老人，都有“难度”，都当以钱奖之？二来，财政奖励尤需慎之又慎，除了目的正义之外，还须程序合法，“标准如何定”、“有无听证环节”、“监督能否到位”……都应该有一个公开透明的答案，以回应公众的知情权、表达权与监督权。
奖励是为了激励，然而就管理学而言，奖励却不是激励的惟一手段——激励也有正负之分，拿钱刺激是一种正激励，可让执法更有动力；而惩戒落后是一种负激励，也可以激活执法者潜能。
宣城的奖励制度若想自证清白，恐怕不能让高额奖励作为激励制度的“独行侠”——还得拿出配套的惩戒举措来。不然，公众难免会浮想联翩：干好干不好都发钱，在如此“不差钱”式的管理思维下，当欲望的阈值越来越大，单一的正激励还能刺激正常的执法行为吗？
去年，齐齐哈尔40多个机关单位在综合考核中被评为优秀，随之而来的是数百万元奖励。此举引发全国热议，进而对公权“自我奖励”多有反思。在建设有限政府、规范行政权力的当下，政府部门的自我激励需要洗去王婆卖瓜式权力自肥的嫌疑，需要理顺激励体制，不能只在奖励上绣花，还应在权责对等的话语体系内，把绩效二字拎清楚。
□ 本报特约评论员 邓海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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