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标签为“低空飞行”的博文。显示所有博文
显示标签为“低空飞行”的博文。显示所有博文

2010年9月5日星期日

我国通用航空发展仍处于起步阶段

  通航政策突围

  通用航空目前的生长状态,有如爆发前的平静,同时又表现出强大的生命力。2009年,民航局针对通用航空出台了15条具体措施,国家空管委在积极推进低空空域改革;人们接下来的期待是,2010年将对通用航空改变什么?

  中国周刊记者  张友红 北京、天津报道

  从家里匆匆赶来,见到《中国周刊》记者,林枫(化名)先看了一眼表。晚上,她要准备给民航局的汇报材料,明天她还要去参加一个研讨会。主题都是围绕通用航空。

  林枫作为通用航空的资深研究人员,今年有许多研究工作要做:梳理我国通用航空的所有法规,与民航局一起拟定民航十二五规划中关于通用航空发展的专项规划,研究通用航空基础统计指标体系等等。如果私人飞机要顺利飞上天,必须要有通用航空的整体发展。

  在中国,很长时间内,通用航空都是个冷门,“养在深闺人不知”。即使到现在,专门研究这个领域的专家也不过十几位。研究工作曾不被理解和认可。不过林枫说,现在关注的人越来越多,自己也越来越喜欢这个行业,自己带的研究生对这个行业也充满好奇,这些都带给她荣誉感。但是,沉默片刻,她说自己还有“苦恼和企盼”。

  林枫的“企盼”

  “研究工作我们做得很累,没有任何研究基础和可供利用数据支撑;完全是苦苦地摸索。”林枫说。她们研究通用航空产业所处发展期时,试图用经济模型进行分析,但是不能,没有系统数据,只能凭借调研和对事物发展的认识,凭着研究的感觉来归纳。每当得出一个为社会所接受的研究结果,她们就非常有成就。

  林枫面临的情况,就是中国通用航空在政策法规方面的真实写照,“痛并快乐着”。

  林枫的这种“苦恼”,可以再往前推算7年。

  2003年,林枫从研究航空运输成本领域转向通用航空领域,研究内容涉及到通用航空的政策、法律法规等各方面。

  刚“入门”的时候,还是我国通用航空发展的初期阶段,林枫回忆最开始的情景,总结为一个“难”字:“大家都不知道通用航空,研究很困难,多年没有人去做,也找不到数据和资料,我们就搞调研,一点点问,跑企业跑管理局。我的感觉是,如果不成体系的话,数据太难取得了。”

  当林枫整个人浸泡在通用航空领域时,她觉得一切富有戏剧性,“忽然有一天,有人叫我直升机专家,问我怎么就一下子改行了,我觉得很可笑。通用航空不是直升机,也不仅仅是直升机的飞行和修理。”

  不顺畅的发展过程

  在中国,通用航空经历了漫长而曲折的发展历程。新中国成立后直至“文革”前,通用航空得到了飞速发展,进入一个“黄金期”。在“文革”期间,通航陷入停滞阶段。“文革”后直至80年代末,随着国家经济建设发展需要,通用航空再次迎来了发展的新转机。此后,以大飞机为主的运输航空持续快速发展,但是通用航空却逐步萎缩。原因在于,运输航空利润高,得到了当时政策的大力支持,同时抽调大量的通用航空专业技术人员作为补充,奠定了发展的基础。与之相反,民航所属的通用航空企业大规模转轨从事航空运输,通用航空人才逐渐流失,又面临着体制转型所带来的种种新情况、新矛盾,到1995年通用航空已跌入谷底。

  随后,1996年民航局党委出台了《关于发展通用航空若干问题的决定》,制定了通用航空发展政策,以此为标志,通用航空逐步走上了复苏、发展的道路。同年,一个重要的历史事件是民航法出台,通用航空的定义正式出现国家法律中。

  林枫和她的同伴们也从这个时间表开始,研究政策、法规,一步步发展,其手段是“一点点抠”。她努力向《中国周刊》记者梳理这几年来的通航政策法规:

  1995年10月30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对于通用航空给出了法律定义。

  2003年5月1日,国务院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371号令,即《通用航空飞行管制条例》。在林枫看来“这个条例是真正的关于通用航空飞行的规定”,解决了关于每次飞行活动需要办理各类手续的程序问题。其中最大的亮点是,减少了飞行申报的时间。之前,规定飞行任务至少提前七天上报,新条例减少为两天。不过,这个条例从审批环节上并没有做多少减法。从地方管理局到民航局,再到军方,程序上环节众多。

  2004年,中国民用航空局先后颁布了第130号令和135号令,即《非经营性通用航空登记管理规定》和《民用航空器驾驶员学校合格审定规则》。两个法令解决了私人飞行的主体资质问题,保证飞机本身证件齐全;也解决了私人飞行驾照标准的审定问题。

  林枫对于飞行法规的梳理截止到了130和135号令,“再往后?”她沉思片刻,回答,“基本上没有了。”

  关于政策,林枫认为,2009年底,民航局针对通用航空出台的《关于加快通用航空发展的措施》15条,是中国通用航空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情。

  最后,她给出的评价是,“针对通用航空的政策、法规很少,还是太少。”法规没有涉及到的领域仍旧很多。

  譬如,私人还是不能以自然人的名义管理飞机。林枫说,“你要买飞机,就先成立一个公司,这不是很好笑么?”再譬如,一个人想驾驶自己的飞机自娱飞行,必须要跟企业作业飞行一样,联系管理局、空管委及相关军区,呈报一系列的繁琐手续。凭一己之力,如何能完成这些?因此她企盼着支持通用航空发展的政策法规能尽快形成。

  不过,对于这些问题,林枫的一位同伴,靳军号,有不一样的解读。

  靳军号的解读

  四十出头的靳军号,现任中国民航局运输司通用航空处副处长,1996年进入这个行业,参与多部法规制定的前期调研。

  《中国周刊》记者见到靳军号的那一周,他的工作量是:前四天参加了六个会议,周五马不停蹄整理和批复文件,接近中午包括在食堂用餐期间和记者聊通用航空的话题,下午接着准备下周开会资料。

  他做事很快,语速很快,饭桌上,所有话题都由他发起,最先吃完饭的也是他。

  关于通航法规发展的演变,站在民航局一方,靳军号比林枫体会更真切,在圈内,他被认为“最资深”。

  靳军号说,“作为通用航空的行业管理部门,站在民航角度看,民航局始终在致力于改善通用航空的发展环境,支持开展通用航空包括私人飞行活动。只是按照现行的法规规章要求,你要飞起来,需要履行相关审批手续。至于所需时间问题就是另外一个层面的问题了。”

  他记得,在民航工作的前几年,对于通用航空,民航总局一直是以企业为主,较少考虑到个人。“当时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与今天相比差距很大。就像汽车一样,开始都是企业、单位买,后来才有了私家车。”

  转折就在1997年,张跃买了第一架公务机。当年,靳军号刚刚入行不久,他记得,“远大空调公司把飞机买回来,具体怎么运行、怎么管理都是崭新的课题,无先例可循。1996年的民航法对于私人飞行有了规定,要求办理非经营性通用航空登记。但是当时具体的民航规章尚未出台,怎么办?最后,民航还是先把他们的非经营性登记办了下来。”

  但是,这件事情,以及后来慢慢出现的更多案例,直接催生了之后《非经营性通用航空登记管理规定》等规章以及管理办法的出台。

  他所在的通用航空处也如中国通用航空的命运一样,几经曲折。1989年之前,通用航空业务是由“专业航空司”一个司级部门负责。后来,变成由小一级别的处级部门,“运输司通用航空处”负责。再后来, 2006-2009年,通用航空处也撤销了,职能转移到政策法规司。之后,2009年7月,通用航空处在运输司重新组建,恢复了通用航空的行业管理职能。

  如今,通用航空处,只有两个人,靳军号本人和一个年轻的干事,两人对桌而坐,事务繁忙。

  “两会”期间尤其忙。靳军号说,“最近几年,我们每年都收到‘两会’中对于发展通用航空的提案,去年‘两会’期间,我们收到了19个议员提案;今年收到了11个。都是呼吁发展通用航空的。”

  低空困惑

  在今年的11份提案中,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沈飞公司副总经理陈永满又一次提交了关于通用航空低空开放的建议。这是他第7次在“两会”上呼吁开放低空。

  在建议书的开头,他写到:“低空开放不仅旨在消除通航产业瓶颈,于国于民也功莫大焉。”

  在一个专业航空论坛上,会员们对低空开放的态度异常强烈,“期盼中,急死了。”在他们看来,只要低空开放,飞机能上天,一切就好解决了。

  这也是林枫和靳军号的思考:如果私人飞机想要顺利上天,解决问题的切入点在哪?羁绊是什么?

  一位曾在某军区空军航空管理处工作的人士对《中国周刊》记者说,“中国的空中管理是从苏联学来的防御型管理体系,由军方来做的,军方从大军区到分区到小分区,分解空中管理任务。各区将自己的空中管理区域,分出一块‘借’给民用航空使用,但总体管理权在军方。对于固定民用航线,不用专门审批,只是信息通报即可,任何飞机的起飞信息都要通报备案。没有‘借’给民航的空域,则由军方直接管理。”

  目前,古巴和中国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这样的空域管理体系。

  这位人士还对《中国周刊》记者解释,低空空域之所以迟迟不开,也因为军方对低空的利用率一直很高,“低空的军用一般人不知,以为空中都闲着,其实不然,低空军事演习训练特别多,这也是解决低空对民用开放后,军民需协调的一个重点之一。”

  这种管理体制,对于私人飞行意味着什么?

  首先,无论哪方,都没有明确禁止私人飞行。其次,每次飞行必须严格遵守《通用航空飞行管理条例》。

  这犹如一堵墙和一块砖的概念。低空不开放,就犹如一堵墙,堵住私人飞行;但是,实际上,这堵墙也并不是完全封堵的,会有一块砖的缝隙。你要过墙,就需要钻过这个缝隙,通过各种审批。问题是,砖太小,缝隙太难钻。

  靳军号把这种空域管理方式形容为,“天空是一个大的立体箱子,民航所负责的只是一条条的飞行航路,20公里宽的带子,加上飞行高度的设定,就变成了立体通道。民航只管飞行通道里面的事情。”在飞行通道之外的飞行活动,就要经过审批程序。

  基于此种管理体制,低空要开放,就要实现低空管理的改革,首要是低空空域的分类划设问题,由以前的全部管制空域,划分出适应通航需求和空域特点,只需事先报备即可,私人飞行相对自由的一类空域。

  靳军号记得,从2000年开始,这项工作就没有停止过。负责部门是国家空管委,那时,空管委提出了“空域分类划设”的目标,空域先前全部是管制空域,现在参照国外的管理经验,把真高1000米以下规定为低空空域,将其分为管制空域、监视空域和报告空域三类。

  其中,管制空域的使用审批程序与现在的相一致;监视空域,是设置在比较敏感的区域,审批程序一样,但是审批要求相对管制空域要低;报告空域则是相对开放的空域,每一次飞行,只要事先报备,确保能让雷达看得见、能联系上,就可以不需审批,相对自由的飞行了。

  在2004年召开的首次全国空管工作会议上,空管委正式提出有计划地开放低空空域的决议。于是,从这一年开始,靳军号的工作增加了一项重要任务,按照国家空管委的工作部署,配合军方积极推进低空空域管理改革。

  经过一段时期的调研,逐步明确先选择适当区域进行低空空域管理改革试点。2008年,试点确定在长春管制分区和广州管制分区。试点的目标是,到2010年,在原有管制分区的基础上,扩大到管制区域。譬如,广州管制分区扩大为广州管制区域,把海南省也包括进去。

  林枫也一直在关注低空空域开放试点的运行情况,参加了几次会议后,她了解到,目前在试点区,空域开放运行的还是比较好的,“因为职权明晰,飞行起来就比较容易”。但是,她也提出了一个疑问,“这两个试点区域,机场还是比较多,保障设施也好,具体矛盾不是很突出。如果在西北,或机场网络不健全,低空空域飞行管制设施不配套的地方,连低空空域的配套,民航通用航空的目视航图都没有,怎么飞?”在林枫看来,相比之下“一无所有”的地区最难实现低空开放。

  据她了解,2009年是试点发展比较快的一年,但是至于今年关于区域扩大的进展情况,空管委和军方都没有给出明确的意思。

  所以,当2009年10月,空管委召开低空空域管理改革研讨会,并明确要“适时有序开放低空飞行区域”时,业内都欢欣鼓舞,满腹期待。但是,2010年,距离空管改革第一个10年计划到来时,没有看到明确结果的人们开始质疑,“是否是流于纸上,又是一次纸上谈兵?”

  在一直关注和从事这个行业的靳军号看来,各方的反应都可以理解:“近年来,国家有计划把通用航空作为新兴支柱产业来发展,地方政府和社会力量也越来越关注通用航空,在此背景下,大家对低空空域管理改革寄予较高预期也在情理之中。但是既然称之为低空空域管理改革,涉及到现行管理体制,其协调难度之大、周期之长行外人很难想象。实际上,有关方面对低空开放的认识深度、重视程度、支持力度都与10年前相比有了很大改观。”

  谁先行

  这种速度差距的直接结果是,让大众对职权部门有了各种猜想:

  “既然空域开放是空管委和空军来协调完成,那么军方考虑到监管难题,可能并不积极与推动此事,而且,机场等基础设施都没有,我开放了,小飞机也飞不上天;民航局的职责是规划布局基础设施建设,民航局则会认为,空域是空管委的事情,空域不开放,现在我建设这么多,空域还是不开放,没法飞,怎么办。”就像双方都是皮筋,扯来扯去,扯不断,观战的人们着急但是无奈。

  鸡生蛋,还是蛋生鸡?这样的问题同样出现在通用航空发展过程中。

  林枫也一直纠结在这个逻辑中,“我们研究比较难的地方,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大家都认为,(通用航空发展)有很多问题,到底重中之重是哪个?各说不一。哪个都很重要。如果哪一天,低空一下开放了,我们的小飞机真的就能一下子飞上天么?不见得。一方面,低空空域要开放;与此同时,低空空域的基础建设能突破的话也行,比如机场、地面的加油站、维修站、信息站。”

  靳军号对目前通用航空的基础数据最清楚,他向《中国周刊》记者列举:“我国通用航空发展了近60年,和国家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相比,目前仍处于起步阶段,基础还很薄弱。截至去年年底,我国现有机场70个,飞机907架,通用航空飞行、机务维修等专业技术人员2724人,从业人员总数8000余人。诸如通用航空固定基地运营商、飞行服务站等国外已发展成熟的通用航空运营保障单位目前在中国基本上还属空白。”

  所以,林枫对于自己的观点很自信,“空域开放是主要问题之一,但不是唯一问题,不同的部门应该自行其责。”

  但是,林枫的逻辑不止于此,还有接下来的链条,“这些要发展,其中都涉及到政策法规。法规又很重要。而目前,法规的现状是,从事专业通用航空研究的人才少,我们的法规太滞后了。”

  在林枫7年多的研究经历中,她将目前我国关于通用航空法规现状的原因归结为:“法规基本从属公共运输航空的要求,没有依照通用航空特点和运行规律制定相关法规。”

  这样的结果是,我国目前的通航法规表现出了不适应性。譬如,修理小飞机,你需要拿修理大飞机的专业资格证。

  另外,也表现出不健全性。譬如,我们没有成型的通用航空的小型机场建设标准,所以就没有通用航空机场的规划建设。就像有了高速公路没有服务站一样,不管多远你只能一直开到头。

  思来想去,林枫很焦急,“没有法规标准,这些事情就难以开展,没有人梳理一遍,我们试图去做,但是得到的支持不多。我们只能看到一个现象就开始研究梳理,现在已经零零散散地梳理了若干,这个工作很浩大。”

  不过,林枫觉得幸运的是,今年,这项工作得到了民航局的支持,他们已经开始重新做,准备明年上半年结束。

我国个人购买飞机流程非常繁琐 手续办全至少半年

  中国私人飞机市场现状

  截止到2009年年底,中国拥有通用航空器997架。但是“管理方式至今停留在计划经济时代的水平上,凡事都要申请、审批,把本来可以市场化运作的私人飞机,管得跟国航、东航一样,当成是他们的下级,”其中一位专家说,“这样的管理方式一天不改变,我们就很难像去4S店买车一样,选到方便又实用的私人飞机。”

  中国周刊记者  宋合营 北京报道

  35岁的谭吉方颇有几分“成功人士”的范儿:夏天依然穿西装、打领带,几乎每次外出公干都坐头等舱、住五星级酒店,来往穿梭于高档写字楼和高尔夫球场之间。

  实际上,他只是一名推销飞机的业务员。

  近几年,国内名人、富人购买私人飞机的新闻频见报端,专门从事这项生意的企业和员工也开始渐次出现。

  卖飞机的人

  谭吉方,成都人,名片上印的职务是“西南区域销售经理”,但事实上,偌大的川渝滇黔青藏六省区,干这个活儿的就只有他一人。

  对于他来说,每次外出拜访客户,差不多都是奢华之旅。

  谭吉方出身平凡家庭,曾在当地一家大型企业做过销售,不过当时卖的是饲料。后来,他自立门户开了家小公司,跟名人、富人也丝毫扯不上关系。再后来赔了钱,才重新回到职场,“误打误撞”进入这个新鲜而陌生的行业。

  雇佣他的是一家总部设在香港的企业,1993年进入内地市场,早年主要贩卖商用直升机,销售对象主要是海上炼油企业、林场、矿山、电力机构、警备部门和新闻媒体,后来,爱好私人飞行的飞机“顽主”开始在国内出现,这家公司顺理成章地做起这方面的生意。

  2008年,在代理西科斯基、麦道、施瓦泽等直升机品牌基础上,公司又取得了美国公务机制造商豪客比奇公司的在华代理权,直接面向个人的销售力度加大。谭吉方在这样的背景下被提前招聘进来,于2007年正式入职,主要任务是开拓西南地区的销售市场。

  说服别人买飞机,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它比豪车、别墅都昂贵。

  谭吉方公司代理的几款飞机,四五个座的轻型小直升机售价大约在两三千万元左右,8-12座的中型公务机价格上亿。

  除了飞机本身价格,买主每年还得支付一两百万的养护费用,远非普通家庭所能消费得起。

  公司预设的目标客户群是:资产在亿元以上,每年能够赚取的净利润不少于三千万。

  怎么找到这些人,是谭吉方面临的首要难题。

  他到处搜罗本地企业家的相关信息,给人家发传真、寄资料或者打电话,但“98%都会石沉大海”。好在之前公司总部就已经在这个区域里找到了一个有购机意愿的富商,谭吉方可以登门拜访,跟踪对方需求的变化,为其提供各种可能的服务。

  沿着这个线索顺藤摸瓜,在加上始终不气馁地广泛撒网,谭吉方慢慢积累起自己的客户资源。如今,那名既有客户的飞机已经交付,他自己开发的客户中,也有人明确表示愿意购买飞机了。

  谭吉方直说自己幸运,和他同一公司的另一销售代表,为了卖出一架飞机,曾经连续追踪一名客户九年时间。

  最近几年,股市楼市批量生产富豪,新富阶层大量出现,让谭吉方和他的公司生意越做越顺。他的领导、亚飞太平洋公司销售副总裁徐彤告诉《中国周刊》记者,最近几年公司的飞机销售业务稳中有升,已经在北京、上海、深圳、成都、山西、陕西等地设置了办事处,累计向私人售出飞机好几十架。

  这些,让年轻的小谭感到新鲜而刺激。“刚开始听说目标客户需资产上亿,我惊讶得不行,”结果后来一调查,“光我们西南这一片,这样的人就有两三千。”

  飞机市场的兴起,也带动了许多人学习驾驶飞机的热情。

  目前,学习通航飞行的人中,30%为企业老板,目的纯粹是玩;而剩下的70%学习飞行,更看重它的职业性。安阳航校校长金达敏对《中国周刊》记者说:“民航局统计的数据,运输航空每年缺1000名飞行员,通航就更缺了。”

  这些学来当职业的人,年龄从十六七岁到二十多岁不等。去向大多为通航公司,也有的进了培训学校或俱乐部当教员,还有一部分则是拿到私照后,继续考商照,积累时间足够后,最终进入运输航空开飞机。

  市场何来

  与谭吉方、徐彤前后脚踏入这个市场的,还有杨笑侬、蒙鹏钧、李晨等人,他们原先从事的,大多是飞机相关行业。

  杨笑侬,原南航集团湖南公司飞机修理员,1997年辞职,曾帮助远大空调、海尔、春兰等公司买过飞机,于2006年创办长沙通联航空技术有限公司,主营私人飞机代购和咨询。

  蒙鹏钧,奢侈品(亚洲)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区CEO,庞巴迪公务机亚洲区代理,2005年进入中国市场。一开始,他的客户群主要是国有航空公司旗下的包机公司,后来,越来越多的民营企业家和个人购机者登上了目标手册。今年6月,奢侈品(亚洲)公司将主营业务剥离,新组建了一家名为“亚太公务航空”的公司,由蒙鹏钧任董事长,在销售飞机的同时,还提供起飞机托管、租赁等配套生意。

  李晨,精功(北京)通航有限公司董事长。他原本是一名飞机研发设计师,后来进入浙江民营企业精功集团,负责集团航空业务。2007年,精功集团组建如今的精功通航。李晨在公司的飞行基地上建了个飞行俱乐部,吸引飞行爱好者加盟的同时,也是几个通用飞机的中国区代理。

  除了这些本土代理商,来自海外的飞机制造商们也陆续来到了中国,巴西航空工业公司、美国的湾流、奥地利的钻石……纷纷在华建立自己的子公司、办事处,或者与中国企业合作搞联营。

  2010年8月13日,“中国大陆首届商务与私人飞机展”在上海举行。在虹桥机场1号航站楼的停机坪上,来自国内外不同厂商的数架私人飞机和商务机公开展示,近百名由私人银行邀请来的嘉宾前往观展。

  世界华人工商促进会秘书长李农合是观展嘉宾之一。在展览现场,他十分高调地向媒体表示,将花1.2亿美元购买两架商用私人飞机。“一来可以接待客人,二则可以做会务专机,”他说,自己因为商务需要经常飞美国,单程大约需要16个小时,买架私人飞机,“我们就可以在飞机上开会,这极大提高了工作效率。”

  如今,无论是资产过亿的大亨,还是小有财富的演员明星,只要肯花钱、愿意飞,随便找一家飞机代理公司,就能全程为你办好所有的服务。去年,著名笑星赵本山斥资两亿元,购买了一架美国产的庞巴迪公务机,据说就是蒙鹏钧的公司为他一手操办的。

  在十几年前的中国,即便是有钱,想买飞机也很困难。远大空调董事长张跃算是首个“吃螃蟹”的人,1997年,他考取了国内第一张以个人名义申请的飞机驾照,然后耗资400万美元,从国外买来一架赛纳斯公务喷气式飞机和一架贝尔206直升机。但当飞机运到广州海关时,却无法取得入关资格。海关规定,必须先拿到民航局等部门的购机批文,方能准许入关。

  之前毫无购机经验的张跃,一时不知怎么办才好,只好把两架飞机暂留在广州。后来,从民航系统里出来的杨笑侬帮了他的大忙。杨带着各种材料进京公关,大约花了两个星期时间,终于办妥了购机批文,张跃的飞机这才得以运回公司所在地长沙。

  有了独立于民航系统之外的飞机,如何规范它的飞行,成了民航管理部门亟需面对的问题。经过连续几年的研究、讨论,2003年5月1日,国务院颁布实施《通用航空飞行管制条例》,明确规定了单位、个人实施飞行计划如何申请、相关保障及法律责任,这等于是说,个人驾驶飞机有了法律上的许可。

  这样的好消息让上海商人李林海很是兴奋,当年6月,他找到杨笑侬,跟他说,“我想买一架自己开的飞机”。显然,他与张跃买飞机的目的很不相同,张跃是把飞机用在公司商务活动上,申请相关批文时,用的也是公司名义;而李林海只是想玩,“过一把自由飞翔的瘾”。

  后来,杨笑侬帮李林海物色了一架美国产罗宾逊R—44直升机,完全走个人购买飞机的流程。然而,令杨笑侬始料不及的是,整个过程竟非常繁琐,等他把所有手续都办理齐全,已经距离飞机成交半年多了。

  审批与托管

  “我们先飞到洛杉矶,从经销商手中买下飞机,委托专门机构对其进行拆卸,并用集装箱运回上海。到海关注册后,缴纳2%的关税和17%的增值税。这部分手续完成后,再把飞机组装好,到民航部门申请适航许可证、电台执照、国籍登记证(这三种证件是一架飞机的合法身份证明,作用类似于汽车的牌照,下称“三证”)……”

  这是杨笑侬描述的当年帮李林海买飞机过程。他还跟《中国周刊》记者提到一个小细节:飞往洛杉矶之前,他和李林海到民航华东管理局去办理购机申请,结果对方从来没有办过这样的审批,无法做出答复。后来他们干脆直接向民航局递交申请,没想到他们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听说他们派人出国考察了一圈,几个月后我们才收到同意购机的回函。”

  如今,规模渐显的私人飞机购销市场早已褪去青涩,取而代之的是代理商们提供的一整套“打包”服务流程:从购机申请批文到飞机采购、托运、报关、证照办理,再到日后的飞行审批、飞机养护,全部都有专门的业务员帮你来完成。但这样做也有一个前提,那就是必须先给自己的飞机找一个“管家”。

  按照中国民航的现有管理政策,能够托管私人飞机的“管家”,必须是拥有飞机营运资质的航空公司,并经由托管公司将其纳入统一的航空管理体系。私人飞机一旦出现飞行问题,相关部门可以立即找托管公司前往协调。与此同时,私人飞机也可以就近享受托管公司提供的保养、维修、加油等服务。

  看似合情合理的托管服务,其实存在着不小的弊端。杨笑侬介绍说,具体的托管实践显示,私人飞机业主与托管单位的权益并不对等,原因是当初办理托管手续时,民航管理部门和托管单位通常都会将飞机的“使用权人”登记成托管方的名字,这样一来,业主与托管方发生矛盾时就必然处于弱势,各项费用的缴纳也往往是托管方说了算。假如私人飞机业主想更换托管方,程序将变得更加复杂,往往需要再跑几趟民航局,重新办理相关批文。

  托管方的日子也不好过。因为私人飞机每年都要接受好多次安全检查,各种证照也需要定期年检,民航不同管理部门的领导来了一拨又一拨,他们耗费的不仅仅是时间。一名从事过飞机托管服务的某公司职员向《中国周刊》透露,“几乎他们每次来,我们都得设宴款待,有时候,连机票都得帮他们出。像一些需要出国培训的项目,甚至还得带他们一起去。”

  所有这些费用,当然得由托管方垫付,但最终,还是会落在私人飞机业主身上。

  一个有意思的对比是,国外的飞机购买既不需要政府审批,也不要托管。前述几家飞机代理商向《中国周刊》记者介绍,在私人飞机市场最为发达的美国,公民买飞机就像买车一样方便:到机场附近的飞机专卖店里转一圈,瞅准合适的,买下来,然后到管理部门办理相关证照即可。

  另外,美国拥有私人飞机的人非常多,各种类型的中小机场和飞机维修站也已经完全市场化,私人飞机业主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将飞机停靠在比较便宜的机场,或者把飞机交给自己中意的维修点维修。但在中国,中小机场数量既少,又从不对私人飞机开放。由于私人飞机总量较少,也没有人愿意投资、兴建市场化运营的飞机维修站。

  中外差距

  中国目前拥有的私人飞机数量到底是多少?接受采访的专家和飞机代理商们,都未能给出确切的回答。原因是,“你根本就没有办法判断,他买飞机到底只是用来玩,做交通工具,还是用于探矿、航拍、警用。”一位不愿具名的专家向《中国周刊》记者透露,“更重要的因素在于,国内还有为数不少的‘黑户飞机’存在。”

  所谓“黑户”,就是指那些没有取得“三证”的私人飞机。据介绍,按照我国民航对飞机购买审批的相关管理措施,部分改装飞机和国内现有机型外的飞机,将不予办理适航许可。专家说,这一规定,直接将一些实用且价格低廉的小飞机排除到了市场之外。

  新奥航空体育俱乐部有限公司总经理林梁向《中国周刊》记者证实了这一说法,他是一名宣称要“打造平民私家飞机”的制造商。早在五六年前,林梁就在江苏南通、无锡等几个城市,公开推介他的改装自旋翼小飞机项目。据称,这种小飞机安全性能高,可以用汽车用的汽油做燃料,投产后可以以每台60万元的价格售出,远低于海外直升机售价。

  但致命的问题是,这种小飞机不在民航局备案的适航许可范围之内,即使投产运营,也无法在公开市场上销售。因此,林梁没能找到合适的投资商,他只能带着仅有的几架小飞机,四处找厂矿企业或输变电公司做代工,或者是卖给航空爱好者俱乐部,做飞行员培训之用。

  根据中国民用航空局运输司通用航空处公布的数据,截止到2009年年底,我国拥有通用航空器(包括不做商业航空使用的企业自购公务机,私人自购的作业用直升机和交通用小飞机等)997架,仅占全部航空器的13%左右,每百万人拥有不足0.5架,机场70余个,直接从业人员8000多人,年飞行时间约28万小时,提供就业岗位8000余个,年产值17.9亿元人民币。

  而同一时间节点下的美国,拥有通用航空器23万余架,约占全国航空器的90%,每百万人拥有743架;通用航空机场1.68万个,约占全国各类机场的96%;通用航空年飞行2800余万小时,约占民用航空总飞行小时的80%;每年提供超过126.5万个工作岗位,产值超过1500亿美元。

  何以会出现这么大的差距?接受《中国周刊》采访的专家们观点高度一致:最重要的原因是空管限制过多,低空空域还没有向民间开放。“管理方式至今停留在计划经济时代的水平上,凡事都要申请、审批,把本来可以市场化运作的私人飞机,管得跟国航、东航一样,当成是他们的下级,”其中一位专家说,“这样的管理方式一天不改变,我们就很难像去4S店买车一样,选到方便又实用的私人飞机。”

  和千千万万梦想自己驾驶飞机上天的“发烧友”一样,卖飞机的谭吉方、蒙鹏钧和李晨等人,也都在期盼着情况改变的那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