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平：滥用私权与滥用公权都应受到制止
本刊记者 黄广明 发自北京
江平的家位于北京南五环，从市中心打的过去，要近百元。10年前，已入古稀之年的他，在此偏僻一角置业，就是想尽可能不受打扰，“地远心自偏”，不料效果不彰，登门拜访者仍络绎不绝，这位“法律界的良心”、“我们时代的法学导师”，无论身处何地，总会有人惦记。
今年正赶上他八十寿辰，造访者较往年更多，其中的主体，是他或长或少、分布在各行各业的学生。在中国政法大学一届又一届学生心目中，江平是“永远的校长”，虽然时至今日，他不做校长已有20年。江平不仅仅属于政法大学，也不仅仅属于法学界，许多场合，只要江平到场，众人都会起立鼓掌。“江老师拥有超出法律之外的影响力。”原《中国律师》杂志主编刘桂明说。
“20世纪是民族主义的时代，现在我们更应该讲民主主义。”
“共和国的60年，前30年就是从法律实用主义到法律虚无主义，后30年是从法律经验主义到法律理念主义。就是说，我们国家经历了四个法律时期：法律实用主义、法律虚无主义、法律经验主义，现在走向法律理念主义。”
“有法律不等于有法治，有宪法不等于有宪政，这是我们需要思考的最根本的问题。”
“过去的30年，讲的发展是硬道理。未来的30年，人权是更硬的道理。”
江平的演说感染过无数人，其中不乏广泛传播的警句。
今年初，在法律界为他祝寿时，他说：“严格说来，改革30年我实际上做了一个我分内的事情，就是为私权而呼吁。因为我选择了民法、选择了私权，就是因为在中国私权的保护太薄弱了，或者说中国的私权在强大的公权面前，始终是处于弱势。这个私权可能是包括私人企业的权利，可能包括私人财产的权利，也可能是包括更广义的私权。”
私权在公权前的卑微，江平自己就是活生生的例子。1956年，26岁的江平从莫斯科大学法律系毕业回国，正赶上反右前的“引蛇出洞”，他与北京政法学院的一些青年教师写了关于整风的五点建议，结果被打成右派。命运弄人，因为学业优秀，他实际上是提前了一年回国，可谓“抢来一顶右派帽子”。
噩梦接踵而至。新婚妻子不堪政治压力与他离婚。“原来的妻子刚刚入党，还是预备党员，组织上有这个压力，要转正，就要看你组织上是否划清界限，这是很残忍的选择。我从人民变成了敌人，今天可能无法想象，但如果处在一个非常重视意识形态、非常重视政治纯洁性的时代，那是一种泰山压顶的压力。”江平说，“所以现在我对那些处在那种情况下家庭还没有破裂，对坚持的那一方，是很钦佩的，因为她终究感情战胜了政治因素。”
1958年，江平下放北京市郊劳动，一条腿又被火车压断。在病床上考虑问题，“无非是婚姻可能麻烦一点。”28岁，又是右派，又是瘸腿，这怎么办？江平往好处看，“捡回了一条命。”
“靠什么支撑？比我更厉害的也有，有些人经不住了，确实有很多人没有看到改革开放的那一天，没等到平反的那一天。人总还要有一个奋斗的精神，自强不息吧。”
文革当中，江平重组了家庭，夫妻两地分居，寒夜里，身高体壮的大老爷们一针一针地给孩子织毛衣。在那个公检法砸烂、法学教育停滞的岁月，江平在市郊一所中学教书谋生，从苏联带回来的几箱书，被当废纸卖掉。那天，他写了一首五绝：“西天朝圣祖，读经寒窗苦。谁知归来后，卷卷皆粪土。”
他从那些书中挑了一本《资产阶级国家民商法》，悄悄地保存下来。1978年，在江平被打成右派22年后，他回到了北京政法学院的讲坛上，率先在国内开设了介绍西方国家民法的两门课程——罗马法和西方国家民商法，他借鉴的参考书，就是在文革中留下的那本《资产阶级国家民商法》。
1980年代是江平人生的春天，尽管此时他已步入生命的秋季。他不仅在大学校园里广受欢迎，还参与了我国多部法律的制定，包括1984年出台的《民法通则》和1989年通过的《行政诉讼法》。1988年，江平当选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进入90年代，他参与制定的《公司法》出台，此后，又陆续参与《信托法》、《合同法》、《物权法》的立法工作。
1988年，江平成为中国政法大学校长，此前，他担任过几年副校长职务。在他的主持下，法大荡漾着自由的学风与民主的空气，而江校长的人格魅力与对师生的爱护，让他赢得了广泛的尊敬和爱戴。
法大86级学生、博客中国和互联网实验室联合创始人王俊秀回忆，当年陈小平等青年教师因住房条件较差，就组织了与江平为代表的校方的对话，要求改变青年教师的住房待遇。两位老少英雄在谈判桌上相见，引来无数人旁听。“江平先生说学校要先照顾老人和妇女时，陈小平说，这可违反宪法精神啊。宪法中的第一原则是人人平等。众人哄堂大笑，江平先生也笑了。”
1989年的某日清晨，江平拖着一条病腿，带领一干教师堵在校门口，苦口婆心地劝阻激动的学生不要上街，“他是怕学生受到伤害，就像母鸡护着小鸡。”最终，他被司法部免职。
离开校长岗位后，江平成为法大终身教授。在90年代初法制改革相对沉寂的局面下，江平领导推出了西方大型法律文库，推荐翻译西方法律经典，为90年代自由主义的登场奠定了基础。与此同时，在一系列社会热点问题中，江平挺身而出，为社会公平、为中国深层次的改革大声疾呼。
“我所做的只有呐喊。”耄耋之年的江平说。2008年的一场中风让他语速放缓，思维也受到影响，但激越之心一如当年。
崇德中学和燕京大学奠定我一生思想的基调
人物周刊：对您1949年后的经历，大家已经了解得比较多了，请您介绍一下您的高中时代和在燕京大学一年的情况。
江平：对我人生影响比较大的一段是1945年到1949年，就是抗战胜利以后到解放战争胜利，因为这5年期间从国共合作到国共内战。我的高中时间是1945年到48年，燕京大学是一年，1948到1949，这几年我的生活发生了很重要的变化。
我读的中学是崇德中学，一所教会办的学校，北京的教会学校相对比公立学校更民主一些，思想更自由一些，所以在这3年中我们能看到一些进步的书籍，能参加一些学生运动，能从实践中看到国民党的黑暗，那时学生的主要目的是争民主争自由，反饥饿反内战，我想这是当时多数青年共同的意志。
燕大也是教会办的学校。我本身不信教，但在两所学校里，我受到西方自由民主的熏陶还是很深的，奠定了我一生思想的基调。
人物周刊：那您后来加入共产党的外围组织青年同盟，是您自愿的选择还是有人动员您？
江平：这是自愿选择。
人物周刊：还是觉得共产党更有希望一些。
江平：是。这是当时多数青年的看法。当时的国内环境已经容不下中间派了，要么选择国民党，要么选择共产党，像民主同盟已经失去吸引力了。这是一个在政治上极端发展的结果。在我们青年看来，国民党很腐败，共产党还是朝气蓬勃的。所以当时并没有从意识形态来看，不像后来发展为“反右”、“文革”，这是我们参加革命的一个基本的动机，还是希望政权能够有民主有自由，代表一个国家的民族主义，国家能民主富强自由。
苏联为什么失败
人物周刊：您是从哪个阶段发现社会主义制度并不先天就会健康发展，也可能产生很大问题的呢？
江平：是在留学苏联阶段。派到苏联学习还是很高兴的。但是从1955年到56年，苏联揭发斯大林问题的秘密报告出来，当时是公开听的秘密报告，思想上第一次产生了怀疑。我们所追求的目标难道就是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吗？难道斯大林可以把反对派里一半的人都杀掉吗？一半的人失踪或者杀掉。这时思想发生动摇。后来苏联有讨论，斯大林的问题不是个人的问题，是制度的问题。这个讲话让我反思。1957年反右，“引蛇出洞”时我也说了这些话，这些也是我成为右派的罪状之一。当时我还年轻，朦胧地感觉到这些问题。
人物周刊：苏联对斯大林的批判和反思为什么没有走向对整体制度的反思，比如建立起像西方的民主制度和制衡机制？
江平：苏联社会内部斗争也很厉害。严格来说赫鲁晓夫思想是比较开明的，他纠正斯大林的错误是比较厉害的，但由于赫鲁晓夫政府在其他方面还有问题，就下台了。勃列日涅夫上台了，他对斯大林的看法不同于赫鲁晓夫，对斯大林没有完全恢复名誉，但也没像原来报告中那么严厉，所以苏联对斯大林的态度和评价，功过如何区分，各时期都有很大的争论。
人物周刊：有报道说您在苏期间与戈尔巴乔夫共事过。
江平：在莫斯科大学，他也是学法律的，他1955年毕业，我1956年毕业，认识。
人物周刊：戈氏当选苏共总书记后，倡导新思维和改革举措，有人认为他搞垮了苏联，您对他如何评价？
江平：我认为对历史人物的评价，无论是斯大林也好，还是戈尔巴乔夫也好，如果脱离他的制度背景来看的话，会很片面的。斯大林是制度的产物，戈氏也是制度的产物。我的意思是说虽然苏联是在戈氏当总统时瓦解的，但这也不是他个人的原因，根本上是制度的原因。
我在70岁的文集自序里引用了苏共总书记久加诺夫的一句话：苏联是由于三垄断完蛋的，一是只有共产党能代表真理，二是只有共产党能掌握政权，三是只有共产党能掌握经济利益。
人物周刊：也就是说苏联的失败是必然的？
江平：或者说是苏联没有竞争过资本主义，在竞争中失败了。因为从内部情况看，它真正瓦解的原因，一是生产力的发展，一是人权的保障。列宁曾有一句话，社会主义要战胜资本主义，最终要看他的劳动生产率能否超过资本主义。拿苏联情况看，二战后40年，它的经济始终发展缓慢，而且当时拿东西德相比，朝鲜和韩国相比，大陆与台湾(地区)相比，生活水平都相差一大截，自然会引起大家的思考。第二个就是人权，凡是在苏联生活的人都深感缺乏自由，言论、出版、集会、结社，都有限制。这两条造成老百姓不拥护你。
人物周刊：那么，您对自己十八九岁时的革命激情，有没有过一些反思？思想界前些年有告别革命一说。
江平：任何议论不能超越当时的时代背景。当时我们参加革命是大势所趋，是历史洪流。但后来共和国走了一些弯路，是我们万万没想到也不能同意的。政治运动也好，经济上饿死几千万人也好，哪一条，过去皇帝都要下罪已诏啊。两三千万人死掉，政治运动整死这么多精英，这是说不过去的。
公权与私权的冲突
人物周刊：您如何评价中国法治与法制建设近年来的整体状况？
江平：从立法角度看，我们的立法进展比较大。在人大代表的选举方面、农村基层民主方面，都有很大进步。这些年来我们在政治体制改革，尤其是司法体制改革方面，是不理想的，比如我们在保障律师的权益方面，在保障法官的审判方面，在法院的体制改革方面，还有很多不尽人意的地方，虽然在满足老百姓的需求方面我们做了一些尝试，但是离司法公正、独立仍然相距甚远。
人物周刊：对因拆迁不断侵犯公民权益，造成许多极端事件，您有何看法？
江平：《物权法》颁布后，有一个很可喜的现象，就是中国老百姓保护自己私权的意识大大提高。过去我们宣传更多的是义务本位——哪些事情是百姓应该做的，自从市场经济改革以来，权利意识大大增强。诸多强制拆迁所反映的问题，就是征收公民的私人财产补偿的制度，这是《物权法》明确规定的。这里更深层的是公权与私权的冲突，现在这方面的报道越来越多，公权侵犯私权现象不断发生。从立法机构来说，比如国务院法制办，已充分意识到这个问题的尖锐性，所以自从《物权法》通过以后，就打算修改原来城市国有土地上的房屋拆迁补偿办法，但已经3年了还没有修改。一个是说明工作拖拉，再一个说明矛盾比较大，争议也大。私人财产必须得到保护，原来的办法太任意了。
不久前北大几个教授提出，原有拆迁办法是违背《物权法》规定的。现在看来改得差不多了。改的基本的观点：一是对什么是公共利益作了规定；第二，明确了涉及公共利益应是政府作为拆迁一方，而不是开发商作为拆迁一方，这是政府行为；第三，既然是政府行为，老百姓就可以按行政诉讼来保护私权；第四，更重要的是，拆迁补偿必须按照社会评估机构的评估来补偿，这样的话老百姓的补偿标准就会大大提高。
成都唐福珍的事有些特别。政府说是违章建筑，违章建筑当然应该拆了，但这里又有一个问题，违章建筑过去你一直纵容它、许可它、你本该禁止，劝阻，现在越盖越大，那么，政府过去有没有不作为的情况，或者有没有诱使人家违法？
另外现在野蛮拆迁的现象特别严重。原因当然是开发商希望早日开工。野蛮拆迁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现有的拆迁办法不合理。现在拆迁主体是开发商与被拆迁户，开发商拿到拆迁许可证，进行拆迁。合理的拆迁关系应该是政府与公民之间的关系，国家为了公共利益征收房子，政府作为征收的主体，另一方是被拆迁户。而不应该是由开发商直接来拆迁。
人物周刊：说到这点，在当年对待重庆最牛钉子户的问题上，您好像是支持拆迁的，您的看法引起了一些争议。
江平：这里需要说明一下，我当时接受的是《东方早报》的电话采访，记者问我的不是拆迁本身合不合法，政府的行为对不对，而是问我对法院作出的判决怎么看。这个问题我的看法是：对法院的判决你不服可以上诉，可以告，但不能以不服从的理由加以拒绝，如果人人对法院的判决都采取我同意的就执行，不同意的就抗拒，那不行。这话本身不涉及政府的行为有无过错，政府后来已承认断水断电是错误的，现在拆迁办法修改案已明确不能采取断水断电的方式强迫拆迁。
涉及到具体案件必须具体分析，在重庆钉子户案件里，既有吴苹夫妇滥用私权利，也有政府滥用公权力，所以后来双方都作了妥协。说明双方都有问题。私权应该受到保护，但不应该滥用私权，滥用私权与滥用公权都应是受到制止的。
人物周刊：另一起案件，发生在上海的杨佳袭警案，您的观点是认可法院的判决，但当时也有人认为杨佳袭警是有深刻背景的，他受到了警方的羞辱。您是从什么角度来看这个问题的？
江平：杨佳的问题也是两方面的问题。我虽然没有参与杨案的审理，但也有一些疑虑，就是杨佳为什么对公安局有这么大的仇恨，按常理如果没有受到公安局不公平的对待的话，他恐怕也不会这么去做。
但另外一个问题，杨佳你受了再大的委屈，你对社会发泄私愤，对公安机关发泄私愤，杀了6个无辜的警察，道理何在？这些人有什么罪？所以我认为法院判决杨佳死刑是公正的，但这个案子程序可能有欠缺，但不能因为说程序有欠缺就是杀他错了。
(录音整理未经江平先生审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