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国民是怎么变富的？
本刊记者/周政华 特约撰稿/周浩
1964年的秋天，给新井一二三留下了人生最初的记忆。这一年的10月10日，新井一二三的家乡日本东京，举办了该国有史以来的第一届奥运会。
四十多年后，已经成为专栏作家的新井一二三回忆这段儿时岁月时说，“虽然当时我才两岁半，但是全体社会及其兴奋的气氛还是留下了相当深刻的印象。”当时父母不知道从哪里弄来的一把比赛信号枪，成了新井一二三和她哥哥整个童年的“头号玩具”，为了收看奥运比赛，家里还特意添置了第一台乐声牌黑白电视机。
新井一二三的童年恰逢日本经济起飞：二战战败的阴霾渐渐散去；东京、大阪两大城市之间开通了东海道新干线，这也是当时世界上首条时速超过200公里的高速铁路；在东京中心区，则完成了首都高速公路网第一工程；电话、双门冰箱、彩电等生活电器开始进入寻常百姓家。
开启上世纪60年代日本经济起飞奇迹的，正是日本政府1960年颁布实施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以下简称倍增计划)。
曾经主管商务部亚洲司对日经贸调研的金柏松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上世纪50年代，日本经济遭遇到了总需求疲软的麻烦，但是他们通过实施倍增计划，化解了这个难题，为日本经济起飞奠定了基础。
从“强国”到“富民”
新井一二三出生的前四年，也就是1958年，日本社会出现了一种奇怪的现象：工厂运用新技术生产大批电视机、电冰箱、空调，但是这些物廉价美的生活电器却无人问津，只好大批堆积在仓库中。
商品卖不去，人民又无力消费，失业的阴霾笼罩在整个日本列岛上空。到了1958年3月，日本的失业人口增加到92万人。劳资关系也日趋紧张，在南九州岛三池矿场发生了长时间的罢工。新井一二三父亲开办的印刷厂，也常常一连好几周都没有订单。
此前，1945年到1955年，也就是“二战”结束后的十年间，日本开启了长达48个月的“岩武景气”时期。此时的日本政府发展经济重点是：压低民间消费需求，把尽可能多的资源投向生产，发展出口经济。
但进入上世纪50年代末期后，特别是从1958年开始，日本经济发展遭遇了瓶颈，并暴露出经济结构存在的诸多问题，比如双重结构、过度依赖投资带动经济增长、人口红利即将结束等。
现任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金柏松表示，这一时期的日本经济状况，与当下中国的情形颇有几分相似之处：企业普遍实行低成本制造和扩大出口，带来的经济增长呈现粗放状态，这种状况随着人口就业程度接近饱和，企业经营将无法持续。
日本经济学界也意识到“压缩需求，发展出口”的经济发展模式已经行不通了，得尽快启动民间消费。
当时担任大藏大臣的池田勇人，经常和一帮经济学家在东京的一家酒吧聚会，就日本未来经济增长的问题辩论。其中以中山伊知郎、下村治为代表的经济学家认为，应大幅提升国民收入，刺激内需，这样日本的经济在未来十年才能够继续保持10%以上的增长。
中山伊知郎在1959年1月3日在《读卖新闻》提出了“工资翻番论”，认为“收入翻番还可作为政策目标，福利国家应该是日本未来的面貌”。
金柏松认为，这有意无意当中纠正了战前那种引入歧途的“强国论”定位，确立了“福利国家”的未来图景，将日本发展经济引入正确航向，实现了一次划时代转变。
1960年，池田勇人当选执政的民党总裁后，他立即采纳了中山伊知郎等学者的建议，宣布启动为期10年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并将这一计划提升到法律层次，改造日本的宏伟计划自此拉开大幕。
池田勇人提出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主要目标是，通过十年时间，迅速地把国民生产总值增加一倍，从而谋求实现完全就业，大幅度提高国民的生活水平。在计划实施过程中必须缩小农业与非农业之间、大企业与中小企业之间、地区相互之间以及收入阶层之间存在的生活上和收入上的差距，以期国民经济和国民生活得到均衡发展。
以提高劳动生产率为核心
在倍增计划实施的这段日子里，新井一二三家在东京新宿区神田川边开办的印刷厂，原本只是一个人的小作坊，没几年工夫就雇请了很多员工。
蒸蒸日上的经济形势，令新井一二三至今难忘，“当时差不多每个家庭的收入都直线提高；不是一部分人发财，而是大家一同富起来。失业率几乎等于零，大企业的终身雇佣制给上班族保证了一辈子的铁饭碗。人们能够毫无疑问地相信明天一定会更美好。”
看似不可能完成的计划，日本政府是如何实施的呢？
中山伊知郎曾提出，如果将劳动生产率提高一倍以上，资方就没有反对提高工资的理由，因此收入翻番可以作为劳资双方共同目标，而达到目标的方式就是齐心合力提高生产率。日本政府在落实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时，采纳了中山伊知郎的意见。
“这等于逼迫企业放弃粗放式经营，必须转变增长方式”，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金柏松表示，这要求企业依靠科技进步，加大力度自主研发提高劳动生产率。
由此，保护知识产权也被提升到国家战略。知识产权在日本被普遍视为国家核心利益，司法和执法部门也以严格、彻底的司法、执法行动查处一切侵犯知识产权权益为己任。此举促使日本企业大量投资引进技术并再研发，从而保证了企业提高劳动生产率对技术的需求。
围绕着如何提高劳动生产率，日本政府把倍增计划划分为五个方面：充实社会资本；诱导产业结构向高度化发展；促进贸易和国际经济合作；提高人的能力和振兴科学技术；缓和双重结构和确保社会安定。
在新井一二三看来，当时人们对于政府的印象也相当不错。尽管日本政府对其经济干预程度深入细致，超出一般预想。在公共计划部分列有详细实施方案，并且还是指令性任务，必须完成。而对民间部分以预测、展望形式制定计划目标，以政府公共行动推动、诱导、促进企业发展。
但在这一过程中，日本政府通过行会商会指导、推动、促进企业发展，完成计划，原则上不触及具体企业。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金柏松认为，相比之下，中国的中央政府不得不通过地方政府实行逐级干预，各地执行落实具体政策时不免“呈现丰富多彩状态”，令企业难以适应。好的政策，执行却达不到预期效果。此外，金柏松认为，中国缺乏独立的行会和商会来监督和协调企业间关系，也会导致落后产能迟迟难以淘汰，产业升级受阻。
在国民工资的增长方面，日本政府也采取大量措施，一方面制定最低工资标准，并规定在企业内部，最高工资与最低工资之间的倍数严格限制在6到8倍，这无形中就起到了“限高”“拔低”的作用；另一方面，企业内工会每年春天所领导的“春斗”，在劳资双方的谈判中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最终形成了科学的工资决策机制。
经济发展以国民幸福为归依
1968年，当新井一二三开始就读小学时，日本已经先后超越法英德三国，跻身仅次于美国和前苏联的世界第三经济强国，倍增计划的各项目标也在1967年宣告完成，比预期提前了整整三年。
从出生到上小学的六年里，新井一二三家几乎每年都会新添一种家电。到1968年，新井一二三的妹妹出生时，家里已经拥有了连续剧中的美国家庭拥有的一切。新井一二三感叹说，对曾经贫穷的日本有记忆的，他们可以说是最后一代。
从1955年到1970年，日本国民平均收入上涨了两倍多，以蓝领和白领为代表的社会各阶层的收入差距渐渐缩小。此间，日本的社会结构也发生了重大变化。1958年日本中央政府施行的年度舆论调查中，72%受访者自认为是中产阶级。
从1960到1970年十年间，日本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速超过10%。这一年，日本国民财富总额比1955年增长了八倍之多，私人投资比1952年增长了近十倍。
日本国民生活和社会文化各项指标也飞速提升，如各种家庭耐用消费品彩电、冰箱、洗衣机、吸尘器、微波炉、热水器、立体声音响等等普及率甚至达到90%以上，每三个日本人中就有一个接受过高等教育。
“日本当时就是利用‘收入倍增’这种明确的时间和数字预期来鼓舞人心。”清华大学中国企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高淑娟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表示，这种预期起到了很好的鼓动作用，获得了民众的大力支持，取得了预期的效果。
1993年高淑娟去日本讲学时，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正掀起一场“生活大国”的运动，政府号召要从“生产大国转变为生活大国”，试图大幅提高国民的生活品质，刺激已经稍显萎缩的生产势头。
“生活大国”运动，也被视为是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某种延续。“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最终的落脚点应当是人，是国民的幸福感与生活质量。”长于中日经济史比较研究的高淑娟认为，日本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也只是手段，它的最终目的是实现人民生活品质的提升。
(本文部分参考了日本专栏作家新井一二三的《我们这一代东京人：日本经济起飞的略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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