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功近利，“灭掉”东北两首富
华商暴富后应尽快走出投机窠臼
昨天，农历八月十五，曾被认为是吉林省最大的民营资本家、号称“吉林首富”的范日旭度过了自己无期徒刑生涯里的第一个中秋节。
今年8月31日，美籍华商范日旭因涉嫌集资诈骗、欺诈发行债券等罪被起诉，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无期徒刑。
中秋之夜身陷囹圄的富豪不仅范日旭一个。仅仅7年前，当时的东北首富、荷兰籍华商杨斌，因违规使用土地等被判处有期徒刑18年。
随着华商归国创业越来越多，什么样的追求才是值得认同的“中国梦”成了他们难以回避的问题。如果走不出暴富之后的投机窠臼，那么范日旭和杨斌式的急功近利，就还会毁了更多归来的华商。
本报记者_陈丽伟图编_殷立恒
二十年投机造就的首富
侥幸越多，风险越大。无论是生意还是人生，皆是如此。
28年前，范日旭从长春缝纫机厂离开，东拼西凑了2万元开了一家小饭馆。多少年后，他仍在强调：“那是我第一次集资。”之后，范日旭还租下过当时正流行的录像厅，但常常为播放不雅录像带而担心警察的突击检查。1988年，范日旭南下海南，以近乎空手套白狼的方式租下当地农妇的房子，承诺租下6间平房但不支付租金，6年后归还24间房。拿到租房合同后，范日旭在平房上面加盖三层，房子变成24间，6年收租金80万元，这是他人生的第一桶金。
类似的无本买卖为范日旭带来数百万元的收入，其后他在海南开办出租车公司以及坐庄炒作深市纺织板块时，都延续了这种冒险精神与孤注一掷的风格。
一个生意人投机一次并成功不稀奇，你甚至可以把它解释为幸运，但如果20年一直在投机，并都侥幸成功，那很可能是危机在默默累积中。
1992年，范日旭认为自己人生中的最大机遇来了。长春市政府到海南招商引资，找到了范日旭。吉林当时正在筹备第九届全国冬运会，硬件设施必须达标，兴建新的体育场馆迫在眉睫。
在时任长春市市长米凤君的牵头商定下，范日旭出资2亿元，长春市政府出5块地，以这5块地开发的滚动利润建设五环体育馆。范日旭成了耀眼的商界明星、当地政府的座上客。这个签署于1993年6月18日的合同，签署双方分别是长春市体育运动委员会与长顺体育综合开发集团公司。此后的十多年里，围绕这5宗土地的争论不休，据悉正是米凤君违规批地之由来。2008年4月，从吉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职位上退休不久的米凤君贪腐案发，2010年5月被判处死缓。
另一个让人心惊胆战的事情是上市融资。1993年5月，由长春一个亏损企业第一光学发起，与长顺公司共同成立北方五环，以谋求上市融资修建体育馆。一个多次采访过范日旭的记者回忆，2006年会面时，范日旭表示，“第一光学当时是亏损的，怎么可能达到上市标准？但是为了修建体育馆，为了从股市上融资，所有财务数据都要重做。”范日旭觉得，虚假上市当时比比皆是，又不是他一个。
投机心理再一次占了上风。
此后，对于没有什么实业做基础的投机商人范日旭来说，资金压力逐渐令他喘不过气来。范日旭的运作手法愈发偏执，只要有希望翻盘，什么样的事情，他都不计后果地孤注一掷。
1998年，吉林省联合置业公司到期债券无力兑付，债权人集体上访，引发吉林省政府债券危机。吉林省有关部门人员找到范日旭，请其帮助垫付资金以解决到期债券无法兑付的问题。
范日旭觉得这其中有利可图，“长顺公司建五环体育馆正需要用钱，在外面融资利息非常高，所以也要发行债券。”同时他也利用这个机会为自己在二级市场赢取利润。
随后的两年里，范日旭4次发行企业债券，共计1.9亿元人民币。这种“发新还旧”最终无法维系而引发资金崩盘。长春市中级法院认定为欺诈发行债券。
“事实上是推着干，到期还不上时就考虑再发一笔，老百姓要求还，就找钱还点，老百姓同意延期就先延期。”范日旭后来供述称。庭审时，范日旭曾试图推卸责任，检察官当庭反驳范日旭，“即便是安排你发行债券，也没说让你用虚假材料来骗取批文吧？也没说让你贿赂官员额外多发行6000万元吧？更没说让你以后不还钱了吧？”
今年8月31日，厚达83页的刑事判决书追溯了范日旭如同抛物线一般的人生轨迹。至此，被称为“隐形飞机”一样低调的富豪范日旭，宣告“失事”。
许多人忽视的是，在连续多年的冒险和折腾中，范日旭已经悄悄加入美国籍，变成了一个叫Tom Cliton的美籍华商。范日旭具体是何时、如何、为何加入美国籍的，至今仍是一个谜。也许，这也只是他人生中的一次投机而已，但和所有貌似成功的投机一样，并未能续写他的神话。
“捞一把就走”的首富
荷兰村是沈阳人永远的记忆，从最初的骄傲到后来无奈的伤口。
鼎盛时，沈阳市的260公交车若经过这个1998年动工的荷兰风情的超大社区，要开整整三站地：荷兰村、荷兰村公园、荷兰村花园。
荷兰村的投资建设人杨斌，也成了沈阳人记忆里一个奇怪的符号。按杨斌自己的说法，孤儿的他少年时靠奶奶摆茶水摊赚钱抚养长大，25岁移居荷兰。上个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由于敏锐地把握到东欧解体、市场解冻蕴含的商机，杨斌靠勤工俭学攒下的1万多美元，开始在中国和波兰等国之间进行棉制品、纺织品、成衣的进出口贸易，两年内资产达到2000万美元。
一位曾到杨斌家中做客的荷兰留学生徐弘炯称，杨斌自称赚到2000万美元时，他的妻子和孩子都在拿荷兰政府的救济金。荷兰一位曾与杨斌合伙的华人餐馆老板也怀疑说，杨斌在荷兰绝对没有赚到2000万美元。
杨斌的第一桶金到底从何而来，目前仍是谜。但“捞一把就走”成了杨斌最大的商业性格，只要能赚到钱，说不实的漂亮话不是问题。
杨斌携“荷兰村”项目走进公众视野的时候，他把自己的说辞笼罩上了一种实业梦想的光环，他说要在这块土地上大搞农业，包下整个日本市场的“菜篮子”。但很快有媒体质疑，以农业用地的性质批到3000多亩土地，为何却建起这么多商品房？
此后，事实证明，杨斌所谓的农业梦不过是通过投机取巧拿到土地的美丽说辞。2003年6月11日的法庭上，杨斌受到包括涉嫌虚假出资、非法占用农业用地等6项罪名的指控。同年7月，杨斌被判处18年重刑。
杨斌最后一次公开亮相，是在2003年6月13日的庭审上。“我是喝长江水长大的，是祖国的孩子，不管孩子有没有犯错误，如果母亲要惩罚孩子，做孩子的能责怪母亲吗？”被告席上的杨斌以这句煽情的话作为最后陈述的结尾，声音呜咽。
一个沈阳的哥对此不屑一顾，认为这不过是“表演”。他告诉记者：“要是犯错不受罚，不是人人都要去捞一把了吗？”
但也有华商表示担忧，两代首富的倒掉，是不是预示着什么？其实，中国富豪们大可不必过于敏感，富豪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产物，只要合法赚钱，没有人会刻意打击他们。
“中国梦”的安全距离
每个“凤还巢”的华商心中都有一个“中国梦”。有人梦想投机取巧、赚一票就跑，也有人想踏踏实实做一番事业，回报桑梓。
范、杨的贪心显而易见。精通中国权力运作之道的知情人总结“中国版本”的财富故事说：“我们的财富英雄，是各种合力共同作用的结果，重要的两条坐标轴，是政治与经济。”范、杨的故事并不例外。
从媒体披露的情况看，范、杨二人违规使用土地、操纵股价等种种复杂的运作手段，没有当地政府的默许甚至支持，这些突破常规的“大手笔”操作是无法实现的。与政府间微妙的互惠关系，使他们忽而是政府的“座上客”，瞬间又变为“阶下囚”。在倒掉的首富背后，总有一些面目模糊却又无处不在的官员。有人想为利益铤而走险，有人要为权力变现，二者一拍即合。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营经济中心副秘书长、经济学博士剧锦文认为，我们的政府拥有政策、资金等大量资源，企业家和政府打交道获取更多资源，从市场原则看，没有问题。但一定要在法律框架内，从范日旭案来看，他以往与当地政府的紧密是不规范的。
许多因经济犯罪而入狱者大多表现良好，争取减刑。有传闻说，刑期18年的杨斌在狱中表现积极，希望出狱后可以东山再起。如果真是如此，不知道他是仍旧特别看重官员的承诺，还是更看重一个地区的法制环境、市场环境是否完善。
可以想象，出狱后的杨斌们一定会觉得人生如梦，希望他下一次飞机落地，怀揣的是一个踏踏实实的“中国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