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学”的精、气、神

　　撰稿·邝海炎

　　据季羡林先生的弟子钱文忠说，季老临终前正在酝酿提出“大国学”概念。基于此，根据国学大师季羡林生前10个 月时间共计75次的口述录音整理而成的《大国学——季羡林口述史》一书，无疑就成了我们了解“大国学”以及理解季老内 心世界最“犀利”的入口。

　　何谓“大国学”？与以往仅仅将“国学”定义为“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华传统文化与学术”不同，早在2005年中国 人民大学成立国学院时，季老就提出了“大国学”的初步设想：一是，从地域角度看，我们有绚丽多彩的地域文化，如齐鲁、 荆楚、三晋、吴越、巴蜀、燕赵、河陇、青藏、两淮、新疆、草原等等；二是，从民族角度看，我们也有多民族文化交融风格 鲜明的学问，如敦煌学、西夏学、藏学、龟兹学、回鹘学等等。三是，从发展角度看，国学是发展着的概念，绝对不是一成不 变的概念。国学在今天不是让人们去墨守祖先留下的一套固有观念和思想，而是必须在批判继承基础上，实现三个贯通：古今 贯通、中外贯通、文理贯通。正是基于上述设想，在这75次口述中，季老才对中国人大清史研究所所长戴逸不学满文耿耿于 怀，对自己逼于道泉翻译《仓央嘉措情歌》津津乐道，对自己建言推动“985规划”更是洋洋得意。

　　然而，口述史的意义还不止是补充“大国学”内容的细部。那些即兴谈话中“跳”出的人物品评和现实忧思则是在给 “大国学”注入精、气、神。

　　“大国学”之“精”何在？季老开篇就谈到，他想写一本书，两篇文章。一本书是《中外恩师谱》，两篇文章则一篇 谈“侠”、一篇谈“士”。为什么要写《中外恩师谱》呢？很简单，做人不能忘本。以季老与其恩师胡适的事情为例，想当年 ，大陆掀起批判胡适的运动，朋友辈的陈垣等人，学生辈的罗尔纲等人，纷纷写批判文章，而季老则坚决不写。2000年， 季老从台湾访学归来，写出了让读书人竞相传阅的《站在胡适之墓前》一文。在做口述史时，季老还谈到当时写那篇文章的心 情，“那时候当然没有讲得那么细，那个心情就是，认为他走的是对的。”“他要不走，如果不划右派，那才怪呢。”那为什 么要谈“侠”和“士”呢？季老认为，他们都“可杀不可辱”，“士最明显的例子就是祢衡骂曹，不怕杀脑袋”。而在当代， 季老最佩服的“文的是梁漱溟，武的是彭德怀”。说白了吧，季老认为，做人不能忘本，不能丧失自我，要有人格。

　　“精”充才能“气”足。季老把“大国学”的“精”做得如此充实，使起“气”来自然是得心应手、妙语连珠。比如 ，谈到丁玲下雨天把胡也频当拐杖用、沈有鼎架双拐离地走路、于道泉给在伦敦治眼睛的陈寅恪念马克思著作，季老会哈哈大 笑；谈到郑昕不学无术、冯友兰想做帝王师、郭沫若喜欢跟政治的风、姚雪垠把李自成夫人写得跟妇联主任一样，季老是奚落 挖苦；谈到郑振铎是“及时雨式”的大哥级人物，陈岱孙出席会议像“大将军”，王元化有头脑，季老则颔首赞许……这些不 仅是表达他个人好恶，更是在打造称量世道人心的“杆秤”。

　　但是，“精充”也好，“气足”也罢，归根结底都服务于“神怡”。“大国学”的“神怡”不是政治儒家蒋庆似的装 神弄鬼，也不是古典保守主义者刘小枫式的沐猴而冠，更不是发嗲文人余秋雨式的含泪劝告，而是理智的清明和道德实践的果 敢。季老在口述史中三次谈到，“吕端大事不糊涂，但是我们中华民族呢，大事糊涂，小事不糊涂。什么叫大事呢？像‘文化 大革命’这样的事情，到今天应该有一个结论吧？可是据我的观察，很多人把‘文化大革命’忘掉了，好像没有发生过什么， 这是不应该的啊。这叫大事糊涂。”季老的清醒不只是表现在对往事的“不忘却”，也表现在对今事的积极参与。比如，去年 流行的“不折腾”一词，季老就将“折腾”翻译成“Trouble-making”，意思是“制造麻烦”，“不折腾”就 是“NoTrouble-making”。此等识力，不要说肉食者没有，就是在以建设公民社会为己任的公共知识分子中 ，又有几人说得如此透彻。

　　在上古的传说中，女娲造人，初具形体的小泥人，不会动，没有生命，女娲便对着小泥人吹了口气，得了女娲真气的 泥人，变得灵动活泼且负有异能。在我看来，《大国学——季羡林口述史》是季老给“大国学”吹了口真气。虽然，季老已去 ，但他那天真的品性、求真的胆略、认真的头脑，都已化入“大国学”的精、气、神中，将长驻于人间，引发人们无尽的缅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