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样人生
在日军投降签字仪式后百日，1945年12月13日，约翰·葛顿南回到了美国，他晋升为中校，然后退役。他的妻子薇丽(V erlee G ardner)告别与父母同住的生涯，与他来到俄克拉荷马州纽科克镇(N ew kirkO klahom a)，租了个小公寓，在此定居。约翰·葛顿南休了一段长假，到处探访亲朋故旧。这样的时间大概持续了3个月，他开始重新工作，在一家名为奥布莱特的信贷公司从事投资业务。这对他而言，是一个新行当，但他干得不赖，成为该公司位于庞卡城的经理，负责农场信贷业务。他热衷于各种社会活动，是当地的名人。1964年，他成为当地商会评选出的荣誉市民。
在离开中国前，约翰即有预感，苏联接下来可能会介入国共之间冲突。若干年后，他将已经应验的预感告诉了自己的儿子尼尔。尼尔是个军事发烧友，是他所有儿子中最喜欢对二战发问的一个。
“父亲是个特爱国的人，觉得自己被征兵入伍就是在尽自己的义务，从不特意夸耀自己，也从不主动谈起那些战争往事，都是我问他才说。我12岁之后就对他的那段经历好奇。我老是问他：“你认识史迪威将军么？”尼尔对南都记者说，“父亲在回答我时，一般很平淡，认为那是每天应做的工作。有时他会说些笑话，还教我用汉语数数，说‘干杯’、‘我爱你’之类的话。”
对于战争，父亲向尼尔谈论最多的是在缅甸的雨林。那是一段艰苦的岁月，衣服常常是湿淋淋的，很久不能干。“他没说战争的恐惧，而是谈论当时战争条件的恶劣，并从文化差异的角度讲述中国人的表现：譬如一边是很大的炸弹坑，是被打死的死尸，另一边的水塘边，人们仍如常在洗衣服。”
父亲带回美国并留下很多的中国物品，让尼尔感觉到他很爱中国。在其日记中，也曾有大抵如下的一段话：中国军人令人钦佩，一天8小时、12小时的实战训练，回到营房后，他们还不放弃任何机会学习英语和文化课。很累，还要再学，让我钦佩。
在尼尔看来，回到美国的父亲，已经脱离了战争的阴霾，开始新的生活。而赵振英的烦恼才刚刚开始。国共战争很快就开始了。赵振英说，1946年，被调到东北时，内心“糊里糊涂”。不愿卷入其中的他，想利用留美军官考试这个机会，一走了之，英文不错的他取得沈阳区初试的第二名，接下来要去南京进行复试。复试之前，他的未婚妻宋玉歧特地赶到沈阳，与他完婚。那一天是1947年8月18日，时任国民党十四师师长的龙天武做证婚人，主婚人是十四师四十二团团长宁伟。
与赵振英同期参加考试的14师战友中，包括著名历史学家、《万历十五年》作者黄仁宇。但赵振英没有黄仁宇好运，最终错过了赴美的机会。
辽沈战役开打时，赵振英已经晋升为上校团长。“我们部队在锦州附近的大虎山。锦州让解放军占了，国军在是否围攻锦州问题上讨论了几天，没有决定。后来决定不打，连夜行军回沈阳。国军并没有多少夜间行军的经验，如果解放军一来阻击，肯定乱了。我感觉这样不行，就脱掉军装离开了部队。”赵振英说。
回到北京后不久，北京也山雨欲来，他和家属又辗转去了杭州。杭州快解放时，他意识到再跑并无太大意义，就在解放军军管会上如实登记，将自己随身携带的军官证上缴。在回答为何留在杭州时，他给出的理由是：读书。
赵振英一直想读大学。1949年末，他考入南京大学，就读于工学院机械专业。入学时隐瞒了自己的身份。但1952年毕业工作时，他“清楚隐瞒不了”，就交代了自己曾为国民党军官的事实。“只有组织上知道，一般的同事只知道我在国民党当过兵。”赵振英先后在江苏机器厂、南京720工作，1958年，调到天津。
在1949年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赵振英并没受到波及，直到“文革”来临。他每天上班时开始需要先去传达室拿一个“反革命分子赵振英”的牌子，挂在脖子上，直到下班再送回来，也间或接受批斗，但人缘不错的他并未受到太大苦头。1969年，形势突然变得严峻起来，一个周末，赵振英如常去街上买东西，回来后被叫到一间厂房中，两个警察逮捕了他。赵振英说，他当时还天真地问：为什么要逮捕我？得到的回答是：“反革命”。
赵振英当然早已是“反革命”，这次抓他有具体的“罪证”。1972年，他被判刑20年，判决书中列举的罪名包括：杀害儿童团长、武装队长各1人，抓捕县长、战士共三人。在判刑之前，他就接到北京市法院寄来的一纸裁定书，上面称，核准赵振英妻子与他离婚。这在当时划清阶级界限的大风潮中，是一个普遍现象，赵振英并不感觉太大意外。他的岳父，仍然照例定期给他汇钱，让他心安。
记忆中，赵振英写了不下十次申诉书，从天津南开法院、高等法院一直写到国务院，没有结果，直到1975年，与其他被关押的县团级别的国民党官员一起被特赦。“先别特赦我，我的问题到现在还没解决，等我问题解决了再说好吧？”赵振英当时曾这样对监狱管理人员争取平反，但得到的回答是：特赦还是要特赦，这是政策……
特赦后的次年，赵振英到了退休年龄。他仍以自己的申诉尚未得到解决为由，要求暂缓退休。据赵振英说，问题的转机出现在1979年，南开法院派人送给他一个裁定书，大意是：赵振英曾担任过国民党县团级干部……判决书中所列的各项罪名，经复查，证据不足，不足以论罪科刑，因此撤销原判。
赵振英这才拿着判决书，来到厂部，申请退休。回家第二天，又与妻子在各自的单位开了个复婚证明。
赵振英入狱的时候，约翰·葛顿南即将卸任自己的镇长职务。自1960年起，他连续十一年当选为纽科克镇的镇长。儿孙满堂，生活幸福，约翰·葛顿南闲暇时还喜欢种玫瑰。他患有心脏病，72岁的时候动了一次手术，之后不久就过世了。时为1986年11月24日早上，天空正下着雪。
见证与重逢
约翰·葛顿南去世的时候，留下了很多当年从中国带回的纪念品，其中相当部分与他军人的身份有关。2000年前后，他的军事发烧友儿子尼尔刚刚学会电脑，特地建了一个网站，并把那些纪念品扫描了上去。
这之后，尼尔陆续会接到一些电邮，大多是参加中印缅战场的军人后代，问他能否提供更多资料，或帮他们找到前辈的信息。对这些请求，尼尔大多无能为力。“我只和晏欢擦出了火花，引出了那么多故事。”他说。
晏欢生于1960年，移居香港后从事建筑设计工作，现居住在深圳。他的外公是曾参加过密支那战役的潘裕昆将军。2005年，抗战胜利65周年纪念日，他和父母作为抗战将士家属受邀参加相关活动，听到会场上大声念起外公潘裕昆的名字，“感觉很荣耀”，从此和父亲花费一年多业余时间，编写了一本《抗日名将潘裕昆》。在这个过程中，他发现，相关的中文资料非常稀少。通过英文检索，他找到了尼尔的网站，并在这上面看到了那张“神奇的”新六军军官俱乐部开幕合影及红皮日记本。
晏欢的兴趣被逗了起来，他想要找到在这些照片与日记本中出现的军官的家属。
在晏欢于抗战纪念现场感受到荣耀时，赵振英仍不为人知地孤独坐在电视机前，看实况转播。自从在南京受降仪式现场担任警卫营长后，他再没见过任何与此有关的图片。第一次，他忍不住和儿媳说自己当时就在现场。这是个让人惊讶的说辞，当儿媳转述给丈夫赵精一时，赵精一内心根本不信，认为父亲在吹牛。赵精一生于上世纪50年代，他只知道自己的父亲曾是国民党军官，但更多内情并不了解。赵振英对自己的那段经历，长期以来也一直闭口不言。“那是段丑历史。”他说，“我都低着头。”
这一年的年底，赵振英的老伴撒手人寰。这令他感觉更加孤独。“我不愿留在这大地上，因为这大地对我太苛刻了。”他这样说。连续多年，每天早上，赵振英都在自己家中，向老伴的照片鞠躬，说：我们天南海北互相爱慕走在一起，是天定的缘分。我知道你每天苦苦等待我，我每天也在怀念你，我们还是早一点到一块去吧……
这是一个被世人遗忘，只求速死的抗战老兵。
两年后，2008年春节，赵振英妻子的一个年轻亲戚来看赵振英，对他参军的历史有兴趣，就在网上查找赵振英的名字与军队番号，结果发现晏欢在中国黄埔军校网上发的文章，以及新六军军官俱乐部开幕合影、小红本上的签名。赵振英感兴趣的是这个小红本上的签名，这位亲戚回家后，把签名的红本打印下来，给他送来。上面“赵振英，十四师四十团第一营营长”的字迹，仍与现在无异。
这给了赵振英儿子赵精一一个很大的惊喜。他主动联系晏欢。晏欢对此半信半疑，他不大相信仍有健在者。和赵振英在电话里聊了将近一个小时后，晏欢决定从深圳前往北京见他。2008年五一，晏欢在北京待了两天，确认这个93岁仍神志清楚的老人就是照片与日记本中出现的十四师四十团第一营营长。但是，对赵振英自称负责南京受降仪式会场内外警卫一事，仍无铁证。
后来，在拍摄《发现少校》纪录片的过程中，他们找到了当年美国人拍摄的南京受降仪式现场的纪录片。里面一个对士兵训话的年轻军官，赫然就是赵振英。“我和导演都跳了起来。这成为纪录片最完美的结局。”晏欢对南都记者说。
赵振英的心境日渐开阔起来。“我和赵老说，他的那段经历是光荣的，不是丑历史。他总说晏欢是他的恩人，为他打开了一扇窗。”晏欢说。
尼尔也被调动了起来，他专程来北京看望赵振英，并把父亲当年保留的8份与抗战有关的纪念品捐给了建川博物馆——— 其中5件被评鉴为国家一级文物。就是在那次捐赠仪式上，建川博物馆馆长樊建川当众承诺，要给尼尔的父亲约翰·葛顿南建一座雕塑。
今年的9月9日，尼尔如约而来，与晏欢一同揭开父亲雕塑上的红丝绒。他的兴奋难以言表，但稍后又一个人走到展厅的一角，对着父亲留下来的遗物哭泣。这里是建川博物馆聚落中的援华美军博物馆，晏欢陪着尼尔浏览展厅内放大的老照片。一张美国教官培训中国军官的图片引起了尼尔的注意。“这个人是我的父亲！”他大叫了起来……时间又回到了1944年的中印缅战场，接受美式装备的中国军官在接受美军联络官的培训，教官中有刚刚到此不久的约翰·葛顿南，受训的军官中也包括赵振英，他稍晚又因表现优异而出任训练团的区队长。
约翰·葛顿南和赵振英，两个被抗战史遗忘数十年的老兵，在这一刻重逢。
历史资料图片翻拍：南都记者 韩福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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