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胡大可 柏建斌 陈雷制图/梁津铭
11月初，杭州滨江公安分局刑侦大队吴仁贤副大队长来到邮局，向在海南某大学读书的小红（化名）寄去了630元钱。算上7月寄的那4000余元学费，这已经是第5次寄钱了。收钱的女大学生小红，她的母亲是一起凶杀案中的被害人。——本报2006年11月16日报道
与这场无声的资助相关的人都还记得这样一个场景——
案件发生几天后，长河派出所，滨江警方指挥部的刑警们还在忙着。但有人却发现有个姑娘手足无措地站在楼道里。她上身穿一件褪了色的淡黄色滑雪衣，脚上的球鞋破了个洞，这个十八九岁的姑娘瘦弱得让人心痛。
沈所长一问，才知道她便是被害人的大女儿小红。小红说自己身无分文，来杭州的路费还是同学给她凑的。
由于忙着办案，民警们只好暂时让小红休息一下。但大家进进出出，总能看到小红那双无助的眼睛。
没多久，案子破了！众民警看着小红捧着骨灰盒远去的身影，心中很不平静。
“她们和我女儿差不多大”
他汇出了第一笔善款2000元
时任滨江刑大重案中队长的吴仁贤一遍又一遍地读着案情材料，他的目光显然是在受害人出生年月这一栏上停顿了一下，黑色字迹是“1965”。
吴仁贤想，这个女人和我同年，那么她的三个女儿是不是也和我的女儿一般大呢？“1965”这个数字从此在他心里留下了印象。以至于，破案之后，吴仁贤在与亲人朋友说起这起案件时，开头的那一句总是“她和我同年的”。
听到这句话的有，时任刑大教导员的陆钧，长河派出所所长沈建平，预审中队长孔国芳，内勤杨慧琴。
说的过程中，已经没有人记得谁说出了那句话：“我们能不能帮帮这三姐妹？”反正，有人说了这句话之后，大家纷纷点头。
那次对话到这里就戛然而止了。生活和工作都还要继续。
身为重案中队长，吴仁贤自然知道三姐妹的家庭地址，他自己汇出的第一笔善款是2000元。然后，当时聊的人不约而同地纷纷单独找到老吴，问他要地址。
你1000元，他2000元……现在的吴仁贤早就记不清到底他们各自汇款了多少，只记得大家捐的时候基本就是这两个数字。
不能伤了孩子们的自尊
接力捐助，他们只有一个想法
熟悉吴仁贤的人都有感觉：老吴是个细致而周到的人。第一次汇款后，老吴想了很多，三姐妹的老大刚刚在海南读大学，二女儿三女儿在读初中，首要解决的问题是生活费，不可缺少的还有学费。但是，是不是一次性捐笔大的善款就完事了？
这无疑对孩子们的成长是不利的，她们还没有理财的概念呢。吴仁贤觉得这种帮助应该是长期的持续的，而且，必须要得到孩子们的同意。
“我们还有几个同事都想一起帮助你们，你们看行吗？”吴叔叔又给三姐妹打电话了，语气一如往常地温和。
在和几位同事朋友商量之后，他们的计划更加周详：每年三姐妹的学费是要一次性资助的，但生活费要按月或者按时给。
大伙儿在农行高新支行开了一个账户，像一个小小的基金会一般地运作起来，善款统一打入，然后逐月逐时地汇到三姐妹的手里。
2008年，田少华到刑大当了大队长，他接过了前任的班，也接过了这桩接力般的善举。4年以来，这件事在滨江刑大将近30名刑警的心中，已经是一件日常事务。
大队里有个捐款的上限和下限，每位刑警每次都会捐到上限。这4年以来，他们累计给三姐妹捐款了近8万元。
在这4年里，吴仁贤听到最欣慰的一句话是大女儿说的：“今后我有能力了，一定也要帮助社会上那些需要帮助的人。”
08年，老吴第一次见到了三姐妹
三位女性走进姐妹们的心灵生活
也是2008年，小红大学毕业了，要到杭州来实习，这才使得三姐妹第一次和吴仁贤见了面。“当时把她接到家里吃了一顿晚饭，我也有这个意思，想让女儿和她见见面。”吴仁贤总想着，三姐妹的生活中不能没有同龄人。
他的女儿叫吴夏超，在复旦大学就读。“她（小红）大我两岁，真的很懂事，可以说非常得体。”夏超如是说。
其实，吴夏超也学到了爸爸的细致。
当时，夏超整理了自己的一些衣服想送给三姐妹，怕她们不接受，就说是自己在上海读大学，也不常常回家，家里的衣服空着也空着。
小红接过衣服的时候，得体地说了一句“谢谢”。
她的笑里带着亲切的感激。随后，夏超隔段时间就和小红互发短信，这种相互之间的问候是朴素而温暖的。
虽然吴仁贤也和三姐妹保持着联系，但日常的联系，走在前面的还是女性角色。预审中队长孔国芳和内勤杨慧琴、倪娜是联系最多的三位，三姐妹身体怎么样，学业怎么样，这三位姐姐和她们更聊得起来。
目前，小红已经工作，二妹读幼师，小妹今年参加高考后也在武汉读师范类专科。说起二妹，吴仁贤不免有些担心，因为二妹有先天性的心脏病，现在住院了。
吴仁贤和同事们准备在元旦期间去武汉看看。
存折上的余额总是“还有”
银行女行长说，员工悄悄存了2万多元
要不是记者找到了曾经是农业银行滨江分行高新支行负责人（现任浙商银行滨江支行副行长）的汪舟橹女士，我们都不会知道，农业银行高新支行的全体员工们也曾悄悄地给三姐妹捐了2万多元。这个网点，从上到下总共也就十来号人。
汪舟橹女士见到记者上门，很惊讶。记者也很惊讶，她个儿那么高，高到我和吴仁贤警官都得仰视她；但是，第一眼就见到她一双未语先笑的大眼睛，笑容那么温暖。
汪舟橹只记得4年前，吴仁贤警官拿了一笔钱来，告诉她自己筹备了一个资助计划，请她这个老朋友帮个忙，每个月安排一次汇款，按月划给三姐妹940元，这是她们仨的基本生活费。学费另算，按需发放。
汪舟橹了解警察们特别是负责命案的刑警忙到什么程度，她一口就答应下来，妥妥帖帖地安排了员工代管这本存折，每个月都按计划汇出那940元，后来逐渐上升到1000多元。“管存折的人换了3个了，员工来来去去，包括我自己，也会工作调动，换岗位，但是我们都把这件事作为移交工作的必备内容之一。那一头收款的是老大，她拿了钱再去安排两个妹妹的生活。”
汪舟橹记得第一笔警方捐款差不多是12000余元，按计划汇了将近一年后，她打电话给吴仁贤说：“钱快用完啦。”老吴在电话那头应了一声“好，知道了。”
第二天他就拿着几千块钱来了：“太忙了，我先垫一部分，你汇出去吧。有空我再组织大家捐款。”当然，隔了一段日子，第二笔捐款送来的时候，吴仁贤并没有把自己“垫付”的几千块钱取回。
因此，农业银行高新支行的捐款从组织到汇出，也是做到了名副其实的“无声无息”。十多位银行员工以工会的名义捐了1万多元，直接往那本爱心存折上一存。汇着汇着钱少下去了，工会又组织了第二次捐款，还是1万多元。平时，还经常有“来路不明”的捐款，保证存折上的余额总是“还有”，从来不会接近到零。
汪舟橹告诉记者，她看到过三姐妹的照片和来信。“女孩子的字写得不错，很懂事。只要她们觉得杭州人好，只要她们有出息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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