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来做慈善

　　石子

　　终于有中国企业家站出来响应“巴比倡议”（美国投资家巴菲特和原世界首富比尔·盖茨的倡议），而且更为彻底。这个人就是一贯被称为中国首善的陈光标，他说，死后将捐出所有财富，而不仅仅是“巴比”对美国企业家倡导的捐出一半财产。

　　“巴比”中国行，俨然成了慈善布道行。许多评论热情地赞扬来自资本主义国家的企业家如何仁慈，同时批评中国的企业家吝啬，并相信“巴比”中国行必将对他们有所触动。

　　坦白说，在慈善一事上，中国先富阶层的表现并非无可指责。民众完全可以期待他们的社会责任感更强一些。但是，把目光掠过道德的争论，我们却不得不面临一个更为根本的问题，那就是，中国，已经设计好一个鼓励慈善事业蓬勃发展的机制了吗？

　　一部法律，五年了，至今没有出炉。这个法律就是慈善事业促进法。从2006年起，该法就被纳入国务院立法规划，其草案数易其稿，但至今未能出台。与此相对，民间慈善资金运作的规范，民间慈善组织的合法性，这一系列问题都亟待破解。

　　在法律难产的背后，更包含着公权力的某种疑虑：如何对待公民社会的成长？1998年的《社团登记管理条例》和2004年的《基金会登记管理条例》，对社团和基金会的准入表现出严苛的限制性。而在过去不久的玉树地震事件中，相关部门最终出台的捐赠资金使用办法，要求各慈善机构将募捐来的钱全部交给青海当地统一使用。这就是说，慈善组织们只负责收钱，收到了，交给政府，然后没你什么事了。

　　在民众对某些政府部门的公信力心存疑虑的情况下，慈善的民间主体地位又未能确立，你如何期待民间迸发出强大的慈善热情？

　　而在机制之外，还有一个慈善文化问题。在中国，富人作为一个群体出现，也就是最近十年的事情，从财富的积累到财富用于慈善，这本身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而富人的慈善行为成为一种社会文化，从而浸润其中的每一位企业家，使更多的人投入到慈善行为中，这更需要一个过程。当然，作为对公民社会内在呼唤的回应，企业家理应对慈善文化的培育承担更多责任。

　　说到底，慈善能否在中国与市场经济共同进步，除了要看企业家的责任，还要看政府是否愿意放手让民间力量自我成长，要看中国的慈善文化是否已发育成熟。我们看到了美国慈善事业的发达，却看不到其背后强大的公民社会支撑。从这个角度说，中国慈善的尴尬，也就不能仅归于企业家的道德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