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颐武：北京大学文化资源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教授
■邱鹭风：著名民法专家、南京大学教授
■田伯平：江苏省社科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乔新生：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廉政研究院院长、教授
我们越来越爱“怀疑”了
现代快报：这次的“谣盐”之所以能够在很短时间内，在全国广泛传播，最主要是基于人们的什么心理？暴露了在灾难的威胁面前，我们的哪些问题？
张颐武：从直接原因上看，仍然是从众心理。不明白的人，把明白的人带过去了，于是明白的人也“从众”了，因为怕不明白的人把盐给买光了，干脆也跟着“备两包”。一旦“备两包”的人多了，对市场的影响就超乎想象了。类似这样的从众心理，也不全是中国独有的，例如美国最近在炒作碘片，价格也出现飞涨，说明这种恐慌心理在重大事件面前往往各国都有。特别是关系具体生存问题的，老百姓的反应都极其敏感，抢购风以中老年人居多，经历过了物质匮乏期，留下的心理冲击印迹很深。也有一些年轻人，害怕真的没有卖了，我岂不就被动了。从这一点上来说，咱们这食盐抢得又有点离谱了。
邱鹭风：很多人抢购的原因，还是由于对信息的不完全了解。例如我自己昨天就想着是不是要去买一点生鲜的海鱼、海虾，免得今后买得不放心。那么，到底这种污染的可能性有多大，目前听到的信息并不够确定。大多数的判断仍然是来自大气方面的监测，对海洋方面的监测相对要少。
田伯平：很显然，人们的“不信任感”加强了。常常是谁说的都不信，越来越爱“怀疑”了。这与一段时期以来，我们在部分领域粗放式的管理方式有关，处理和应对问题总喜欢“一刀切”，一个政策执行到底，但在执行中，变动性有常常太大。一旦遇到了公共突发事件，加上谣言四起，就很容易扩大这种不信任感。
辩证看待网络传播效应
现代快报：我们发现，在谣言的传播中，网络的作用越来越大，尤其是这次关于食盐防辐射，经过网络论坛、微博等渠道，传播效应几乎是呈几何效应在增加。应该如何看待这一问题？
乔新生：在学术界有种错误观点，如果放任自流，谣言会自动过滤，会自我清洁。我的结论是：绝对不会。有句话叫“劣币驱逐良币”，互联网时代，信息也存在这种特点，耸人听闻的消息往往特别容易被关注，澄清这些传闻的信息反而容易被人们忽略。因为目前我们的互联网络管理仍存在缺陷，我们只存在市场准入管理，而没有做到信息的管理，信息管理的责任人是谁？是互联网络的提供者、运营商，而目前我们并没有加重他们的责任，更没有进行立法管理。建议制订互联网络管理法明确责任。
目前我们有三个法来管这个事：侵权责任法、治安管理处罚法，还有一个刑法，但往往造谣者被追究刑事责任了，却“忘记”了提供谣言传播渠道的互联网络提供者。
田伯平：网络也是社会管理一个重要渠道。确实有些人把网络当成一个宣泄的地方，这并非不可以，但有个度的问题，不能不负责任的乱说一气。一方面，为了防止网络出负面作用，需要加强管理。另一方面，也不能管得太死，既要让人家能够讲话，又要有一定的责任意识。允许大家讲话，又要让人家知道你所说的可能会引起的后果，以及可能要承担的责任。
张颐武：微博是谣言的传播平台，也是辟谣的平台。其实从博友转发的内容看，有不少都是嘲笑性质的，可能很多人在关心和转发相关的微博，却未必都去超市排队买盐了。相比之下，短信这个平台应该更受到重视，它的传播效应在不上网的人群里更加重要。
缓解“谣盐”，社会管理如何破题
现代快报：这次的谣言发生后，从上到下各级政府部门在第一时间积极应对，承诺有“盐”，并在第一时间积极调配，保障市场供应，对谣言的消除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也再次凸显出“社会管理”是一门大学问。在谣言面前，我们的公众、政府、企业、专家、媒体（包括网络等新媒体），各自应该怎么做？
田伯平：社会管理首先应树立一个“权威”，也就是给公众以“信心”，让大家都能够相信它，行动上有所规范和依据。这一“权威”，不一定是一个人，也可以是一个制度，乃至是一种规则，要让大家都能认可。
一个社会的有效管理，最好能形成一个法律的预期，比如，大家都靠右走，这个没问题，形成一个习惯以后就不需要再多做约束，但是公共政策如果不断变化，使得百姓的预期也得经常随之调整，那么公众的不信任感就会增加，“权威”就会逐渐缺失。就像这次的谣言，之所以大家都去抢购食盐，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缺乏合理的、大家都认可的规则，能抢的都去抢，将自己的利益最大化。
社会规则的养成、社会管理的完善，要比发展经济难度大得多。遇到了问题，如何风雨同舟，合力应对，值得社会各个层面去思考。
对公众而言，应该更多意识到公民的责任和公民的义务概念。我们都不是一个自然人，而是一个社会人，要使得自己的行为与他人协调，服从社会管理、遵守社会规则，尊重社会的管理。
以这次事件为例，如果每人都是一袋盐、两袋盐，可能小事情会引发社会动荡，这就是所谓的蝴蝶现象，给整个社会带来巨大的成本，对每个人来讲都是个损失，少数商人得利，整个社会是个负效益。
邱鹭风：美国人抢购碘片，美国政府及时出来澄清，不能过度补充碘元素。那么这次大家抢购食用盐，基于不了解海水到底是否会受到污染，因为目前公布的大多数是大气的监测。所以，不妨完善现行的核污染监测体系，让大家都能了解到更加全面的信息。
再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其实我们现在吃的很多都是井盐，而不是海盐，那么政府部门此前就应该主动发布信息，明确告知不同盐品的种类，甚至包括现在我们是否增加了井盐的生产比例，降低了海盐的比例等，这样一来，对于似懂非懂的公众而言，猜测反而减少了。
与此同时，在准备工作上，应该作最坏的打算，最坏的打算也往往是最充足的打算，为百姓消除后顾之忧，这是政府不可推卸的义务。
关于专家，凡是面对公众作解说的，好的要说，坏的也要说。同时要请多学科的专家来解说，告知公众多方面的监控和防护措施，这有什么不好呢？
张颐武：大家为什么会抢购？这提出了一个问题，就是社会管理和社会应急防范应该更加有效，不应该全部从制度上加以约束。例如，世界各国的民众在公共事件面前都有从众心理，这也是人的基本特性之一，所以在制度约束的同时，还应该从引导上多做工作，消除公众的顾虑。很简单，抢盐风看似厉害，其实也没什么可怕，第二天早上超市货架一满，再把相关的常识解释清楚，很快风波就平息了。
“谣盐”过后我们能留下点什么
现代快报：经历过了非典，我们学习了公共卫生事件的应对经验，那么这次日本核泄漏事件过后，我们是不是也应该学会点东西，留下点什么？
田伯平：社会建设是经济发展后迫切要面临的问题。不光是走上现代化就行了，社会建设要同步，同时应该进行相应的完善，经济社会生态共同健康发展。当然，要具体到切实解决一些民生问题，提高政府的公信力。
其次，是要建立公共信息渠道。例如动用各种有效渠道公布信息、传播权威的声音，例如手机短信、电视台、电台、网络、街头电子显示屏等。遗憾的是，现在一些政府公共部门的网站，通常都变成了一个宣传网站，更强调宣传功能、教育功能，忽视了信息传递和传播功能。而其他的手段，往往下级部门要等上级部门的指示，如果没有指示，往往多做了一步，反而会引来一顿责骂：“谁让你多事的。”
第三，社会管理应该是日常的、常态的，这样的危机出现了，顶上去的应该是常态的预防，而不是全社会紧急动员，这样成本巨大，最终仍需要全体百姓来承担。
乔新生：政府部门也好，专家也好，在公共事件面前，及时发布信息当然重要，尽可能实现信息平衡。对于公共事件中的商业主体，不能刻意强求，但应该有效调控。另外，我也有四句话，放慢我们的脚步；简单我们的生活；有自知自明的态度；量力而行的计划。
邱鹭风：上次我们补的是公共卫生的课，这次要补科学技术的课。我的建议是，在公共事件和危机面前，大家要沉着应对，也要有最坏的准备。往往有了最坏的准备，心里反而不会恐慌。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忧患意识，例如非典的时候，人们一开始也很慌，后来准备充足、应对充分，慢慢的不也就平静下来了？
快报记者 郑春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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