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二,深圳市召开社会建设工作会议,制定了《深圳市社区服务“十二五”规划(讨论稿)》(以下简称《规划》)和《深圳市社会建设考核指标体系(讨论稿)》等文件,明确提出,在下一个30年将把社会建设和经济发展放到同等重要的位置,这在深圳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社会建设要立足于基层、立足于社区
前30年,深圳以发展经济为重点,改革也主要集中在经济领域。如今,具备了较好经济基础的深圳作为先发展地区,比其他地区更早地遇到一些社会问题,深圳的社会建设进入了一个拐点。
“社会建设包括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社会管理的目标是让社会有秩序,公共服务的目标是让人过得幸福,这两方面都要立足于基层、立足于社区。本次会议对深圳的形势把握很准,评价也很中肯,其最重要的意义,一是历史性地把社会建设放在与经济建设同等重要的位置,二是把社会建设作为一个整体,统筹推进,三是把社区作为社会建设的基础平台。”深圳市民政局局长刘润华说。
借鉴香港社会服务经验
《规划》的基本理念来自香港,今年,香港社会服务署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的预算是88亿港元。刘润华表示,香港社会服务的基本体制、服务模式和方法来自欧美,但经过了香港这样一个华人社会的消化和吸收,无论是在非行政化的服务体制,还是跨部门、综合性的服务模式,甚至社会建设方面,有很多值得深圳学习的地方。
“政府的社区服务设施原则上以免费或行政性收费的方式提供给社区服务机构使用。”刘润华说,《规划》的这种安排就是借鉴了香港的经验,“像香港路德会和香港国际服务社的服务场所,面积约500平方米,政府每年只收1港元的租金,目的就是把这些机构留在社区,同时降低社区服务的成本”。
“新的服务体制和服务模式同时也给我们带来了更大的挑战,比如说,哪些领域、哪些项目可以交给社会组织管理?工作量怎么测算?工作质量如何评估?财务如何监管?这些都值得认真研究。否则,政府投入了,社会组织可能提供不了良好的服务。”刘润华表示,尽管挑战巨大,但这是一条必由之路,社会服务的传统模式需要创新和改革。
■对话
2015年向公共服务投7.5亿
至2015年建成700个社区服务中心
记者:香港今年的政府服务采购规模为80多亿港元,深圳未来几年投入的金额大概是多少?
刘润华:按照《规划》,除了社区健康服务中心、社区行政管理机构等服务外,每年政府向每个社区服务中心投入的服务经费是50万元,计划到2015年,在整合现有资源的基础上,建成700个社区服务中心。同时,每年市、区财政拟各投入2亿元,用于社区服务设施建设。到2015年,市、区两级政府每年投入到社区公共服务领域的资金约为7.5亿元。
提供社区公共服务时,要从基本的即最困难的人群做起,从最基本的项目做起,从比较低的层次做起,做到社会建设与经济发展的水平相匹配,稳步推进,不可能一下子迈进福利型社会,不宜一下子给财政增加过大的压力。
具备条件的社会组织可参与竞标
记者:怎样才能成立社会组织购买政府服务?
刘润华:目前,我国对社会组织实行双重登记管理体制,也就是除了登记管理机关外,还有一个业务主管单位。2008年,深圳市委、市政府颁发《关于进一步发展和规范我市社会组织的意见》,对社会福利类、公益慈善类社会组织,明确要求其可到民政部门直接登记。
2009年7月,民政部和深圳市政府签署了一份《推进民政事业综合配套改革合作协议》,明确鼓励深圳探索直接由民政部门登记社会组织。今年1月,这一改革模式荣获第五届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并得到中央和省领导的高度肯定。
截至今年11月底,深圳的社会组织超过4000家,其中社工机构有42家。这些社会组织既可提供社区服务,也可向市民开展一些有偿服务。我们会对社会组织进行考核,具备一定条件和资质的社会组织才能参与投标。
提出“万人社会组织数”指标
记者:社会建设大会提到一个指标,即“万人社会组织数”,这个指标有何依据?
刘润华:以前大家都是“单位人”,改革开放后变成“社会人”,这是一种进步。但是,“社会人”在很大程度上处于“无组织”状态,我们需要各种各样的组织载体把这些“社会人”重新组织起来,仅靠发挥党团组织和工青妇、残联等组织的作用是不够的,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爱好、兴趣和利益,我们要最大限度地把“社会人”组织起来,让他们有序地参与社会生活,这就需要大力发展社会组织。国际上,万人社会组织的数量已成为衡量社会文明程度的一个指标。在深圳现有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下,提出这个指标十分必要。
在发达国家和地区,社工已成为社会服务的骨干人才,每万人社工的数量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建设的水平。譬如,香港每万人约有15个社工。2007年,深圳市委、市政府颁发了关于社会工作的“1+7”文件,构建了一个较为完善的社会工作制度,深圳已有2000多人考取了社工师或助理社工师资格,其中在一线参与社会服务的社工有1331人。
社区服务模式将实现根本转变
记者:这次社会建设大会的最大亮点是什么?
刘润华:《规划》将带来社区服务模式的根本变化,是一种制度创新。目前,我国公共服务主要靠事业单位提供,这种服务方式不经济,应该发挥社会组织和企业的作用,使之成为公共服务的供给主体。《规划》特别强调:“新增的公共服务,只要社会组织能够有效提供,原则上不设立新的事业单位,不增加新的事业编制,为社会组织让渡服务空间。”
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新增公共服务的增加,政府在公共服务中所占的比例将逐步缩小,社会组织所占的比例将逐步扩大。这个过程正是从“大政府”走向“小政府”、从“管理型政府”走向“服务型政府”、从“无限责任政府”走向“有限责任政府”的过程。
很多政府部门自成体系地在社区提供服务,比如说民政部门有星光老人之家、文化部门有文体中心、共青妇也有自己的场所。社区是个很小的平台,各部门自行搭建舞台进行服务不符合经济原则,因此,我们要搭建一个综合性的服务平台,把各个部门的服务和资源整合起来,交由统一的服务机构去完成。为此,《规划》提出:“鼓励政府各部门按照‘费随事转’的原则,将经费和服务交由街道办事处统筹安排,形成跨部门的综合性社区服务模式。”
南方日报记者杜啸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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