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资谈判，为什么不向人家学习
南方周末记者 赵蕾 实习生 于梦溪
发自广州
"广州市工会代表团赴美国、新加坡探访当地工会，他们和资本主义工会面对面，在不同国情和体制的比较中吸取了什么？"
当了17年广州市总工会主席的陈伟光，访问过世界上不少国家的工会组织，不过8月出访美国、新加坡，看来恰逢其时——人还没动身，耸动的消息已经传开：广州市总工会拟与美国工会结盟、施压苹果公司向富士康让利。
传言令陈伟光哭笑不得，“你觉得有可能跟他们结盟吗？那只是美国方面的一厢情愿。”
结盟的传闻听上去确实有点梦幻，对于中国工会来说，当务之急是如何避免激烈的劳资冲突发生——怎么让工人和企业主坐在一张谈判桌上？双方要是谈崩了，政府以什么角色介入？套用官方的说法，就是要找到理性引导和解决工人诉求的途径。
这正是广州市工会代表团此次出访美国、新加坡工会的关注点之一。一份官方权威杂志透露，广东2009年第一季度的劳动纠纷比2008年同期增加近42%。在沿海省份浙江，劳动纠纷年增长率达160%。对于广东各级工会组织来说，今年更是压力空前。
或许最糟糕的时刻就是改革的最佳时机。10年前广州市总工会就开始推行工资集体协商，直到今年，陈伟光感觉到这件事已水到渠成，“不仅是工会在推，党也很主张”。
中国工会一直缺乏与人谈判的实践。在发生纠纷的工厂里，“很多问题没有现成的经验。”陈伟光说。“中国的工会应该学习资本主义的发展史。”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劳工与就业研究中心副主任关少兰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广州总工会此次访美，参观了她所在的研究中心。
陈伟光也坦率地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劳资谈判本来就是资本主义的发明，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先进经验，为什么不向人家学习呢？
和美国工会聊《摩登时代》
广州市工会代表团访问了华盛顿的美国国际劳动者团结中心。在和中心法律顾问厄尔布朗交谈时，陈伟光提到美国喜剧演员卓别林的一部电影《摩登时代》，还把富士康的工人和电影中的工人做了类比，令厄尔布朗印象深刻。
卓别林电影《摩登时代》，讲的是20世纪20年代，工人查理工作强度大、工资微薄，重负之下被逼疯，最后进入精神病院的故事，反映了机器大生产条件下流水线工人的悲惨境遇。今年5月，《越南青年报》曾刊载报道，认为电影中的情景正在40万工人聚居的中国富士康厂区重演。“讲《摩登时代》，他们会很感兴趣。”陈伟光说，向美国人介绍中国工会的情况，有时会有障碍，“你老说政府怎么样怎么样，他们不爱听。”
双方分歧，在于对政府角色的理解。在厄尔布朗看来，政府的角色是保证工人有谈判的权利，应该给企业主施加压力，迫使他们与工人进行谈判，在双方谈判出现僵局时中立调停，这是欧美国家的通常做法。而在中国，有些地方政府出于发展地方经济的考虑，有时会站在企业主这边。
这种所谓的大局观念，陈伟光认为欧美的工会比较缺乏，他们过于强调工人利益，容易出现过激行为，造成无政府主义。
广州市总工会在这次出访的总结报告中特别提到，中国提的是工资协商，不是谈判，措辞上的考究反映了和其他国家处理类似问题的不同方式和倾向性。
最近广州日系汽车配件企业劳资纠纷的解决，就是在广州市委市政府的协调下进行，工人工资普遍提高了三四成。这次出访，有美国人问陈伟光，你们现在每次劳资纠纷都用工资协商解决，工人下次谈判会不会提出更高的诉求？陈答，这个可能性是有的，关键是制度安排要解决好，工会要注意引导员工把眼光放得更长远。
随行翻译、广州市总工会国际部的吴蕾说，和前几年不一样，这次去美国，已经没有人提出敏感刁钻的问题。虽是如此，在美国的八天里，广州方面还是免不了解释、澄清。他们特别说明，中国出现劳资纠纷是经济原因，工人虽然要求民主选举工会干部，并没有要求要搞一个脱离共产党领导的第二工会。
求解工会何以强大
广州总工会10年来推行工资集体协商试点，过程并不顺利。顾问肖胜方说，最主要的困难就是资方不屑于谈。工人方面则没有谈判代表：有的是没有建工会；有工会的，工会也没有发挥作用；有的工会主席和管理层关系密切；有的工会主席怕遭报复。
广州市一家国有企业工会基层部部长说，他所在的公司，工资集体谈判的双方是工会主席和总经理，工会主席是党组成员，总经理本身也是工会会员，“谈判看上去非常怪异、别扭。”
改革仍在别扭中推进。目前，广州市总工会正在大规模培训工人如何进行谈判，要求到年底必须有六成以上企业进行工资集体协商。“我们不能再轻易下判断说中国的工会完全没有做实事。”关少兰告诉记者，陈伟光对于工人利益的承诺给她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她告诉陈伟光，要让培训后的工人积极参与劳资双方谈判，建立一个更强大的工会，“强大的工会与工资上涨是直接挂钩的。”
广州代表团此番赴美收获之一，就是领教了美国工会组织尤其是行业工会的强大。他们走访了美国最强势的行业工会——电子行业工会。
这个行业工会的运作模式令广州代表团成员们感到吃惊：工人加入工会必须通过考试，合格后将获得一系列技能培训；工作机会也由工会介绍，就业后必须将薪资的一定比例交纳会费，工会将所有会费的40%用于购买医疗和养老保险，60%作为工会代表会员与政府、企业谈判的各项支出；还聘有企业研究员、律师、财经专家和谈判专家，他们熟知各个公司的情况，对各个工种的工资、最新的通货膨胀率等指标了如指掌，能代表会员与资方进行有效的谈判。
听完美国同行介绍，访问团成员当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上个月，广州刚刚成立了环卫工人工会联合会，这是广州第二个行业工会，推行起来非常艰难，经费问题首当其冲。
“不可能给公务员的编制，目前市、区工会都在压缩、调整自己的开支，出钱聘一些人来做。”陈伟光说。
目前，广州环卫行业工会联合会的人员工资由市总工会全额支付，意味着工会干部不端企业老板饭碗，以此促使工会干部全心全意为环卫工人维权。第一个行业工会建筑工地工作委员会，主席就由广州市总工会发薪水。
由市工会掏钱只是权宜之计。陈伟光主张学习香港的工联会，实行会员上交会费的AA制，走群众化办工会的路子，逐步改变工会的官办色彩，打破行业工会窘境。
美国电子行业工会的做法给了访问团很多启示。随行翻译吴蕾觉得，他们的强势让工人的权益得到保障，吸引更多人加入，又使工会更加强大，是个良性循环的过程。
美国人还跟广州访问团分享了另外一个工会强大的经验：让工人选举工会代表和官员。
两年前，广州就明确工会主席不能由企业行政负责人兼任，在全国打响了第一炮。陈伟光对美国同行坦言，他很清楚，工会的屁股必须坐在工人一边，未来会让工人们自己选择工会代表和官员。
当南方周末记者问起时，陈伟光认为，他这个位置可以由区代表间接选举，而区代表可以由工人直选。“如果全广州二百多万工人来直选工会主席，那不可想象。”他还建议，富士康的工会主席，可以由工人间接选举产生。
“工会的春天可能要来”
广州代表团对另一个资本主义国家——新加坡的短暂访问，给他们的启示似乎更深。“新加坡执政党人民行动党和工会各自独立，却是唇齿相依的关系。”陈伟光告诉记者，作为新加坡惟一的全国性工会组织，全国职工总会从其诞生之日起，就接受执政的人民行动党的领导，强调与人民行动党的密切合作。新加坡劳方、资方、政府三方共生的关系，值得中国借鉴。
新加坡全国职总副秘书长杨莉明介绍，新加坡工会保留了组织罢工的法律权利，但实际上他们还是愿意选择谈判、协调、调解、仲裁等方式解决劳资纠纷。
陈伟光和代表团其他成员，都向南方周末记者提到，新加坡工会不是为抗争而抗争，而是通过与资方协商的方式，来为工人谋福利。比如新加坡工会认为，对工人最大的照顾就是充分就业，因此，他们有义务去帮助政府改善投资环境，让外国人愿意来投资。
这多少跟中国的工资集体协商不谋而合。
陈伟光坦承，政府在工资集体协商中应该扮演什么角色，是广东在起草有关法律文件时的大难题。
陈伟光也在思考，在文化和体制上，新加坡和中国很接近，相关做法可否为我所用。
但新加坡的体制也有中国无法比拟的地方，例如工会干部和党政干部的交叉任职、相互渗透，相形之下中国工会干部在政府面前基本处于弱势。“我们不敢奢望跟政府平起平坐，工会把自己目标定得太高不合适。”陈伟光说。
身处产业工人密集区的广州总工会还是嗅到了改革的气息。陈伟光说，他每次在北京开会，都是心潮澎湃，以为工会改革的春天就要到来，回到广州却不见动静，“这次没开什么大会，我感觉到春天可能要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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