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文章：
全国人口普查是一项关系长远的民生工程，巨额投入须换来真实数据
2010年，全球共有63个国家进行全国人口普查。目前，中国的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也进入了火热的临战状态，将于11月1日零时正式开始。据《瞭望》新闻周刊了解，本次人口普查前后将历时3年，需要600多万名普查指导员和普查员，社会各界投入的人财物力及时间成本甚巨，堪称“和平时期最大的社会动员”。
《国务院关于开展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通知》规定，人口普查所需经费，由中央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共同负担，并列入相应年度的财政预算。据悉，中央财政为此投入近7亿元。在地方，以北京为例，市级财政投入2.9亿元，各区县政府投入3亿元，总计投入将近6亿元。以此估算，全国各级政府在人口普查一项上投入不会是一个小数目。
在公众对于公共财政、民生财政的认识愈加清醒的背景下，巨额的人财物投入换来的统计数据，将对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人民日常生活产生怎样的影响十年一次的人口普查的难度究竟有多大怎样提高数据的准确性、确保真实性一系列热点问题正引发公众越来越多的关注。
对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而言，人口普查都是一项国情国力调查，日本还将其称为“国势调查”，可见其重要性。而在中国这个人口数量世界第一的国家，人口的数量、素质、结构、分布情况，更可谓第一国情。
“人口是一个国家最重要的战略资源。只有把人口基础数据搞准，做到底数清、情况明，才能作出科学的决策，促进科学发展，实现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新闻发言人、发展规划司司长于学军对本刊记者表示。
人口状况与经济社会结构密切相关，掌握人口结构及其空间分布等方面的准确信息，对于调整经济结构、优化生产力布局、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以至于在去年底召开的国务院人口普查领导小组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将如实掌握人口普查数据的重要性，上升到了“维护我国能源资源安全、粮食安全、耕地安全和经济社会安全”的高度。
于学军说，当前我国正处于人口转变加快、社会转型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时刻，这些复杂的形势对经济发展能否再上一个台阶构成巨大挑战。“在人口总量超过10亿的国家保持经济30年甚至更长时间的平稳较快发展，是史无前例的。”他认为，此时进行全国人口普查正当其时，普查结果不但关系到“十二五”规划的制定，也关系到长远的政策选择。
“也许老百姓觉得人口普查离自己很远，跟自己没什么关系。实际上，这关系着他们切身的利益，对每个人都很重要。”北京市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常务副主任顾兖州举例说，根据人口普查数据，可以确定社区老年和儿童人口，铺设老年餐桌和幼儿园，确定社区图书馆数量规模，规划、建设健身场所；涉及医院、学校、公交车站、地铁站的分布，高速公路建设，市政等公共设施建设等；还能摸清社会保障的底数，以便决定公共财政的投入比例。
“很重要的一点是就业——民生之本。目前北京市第三产业比重高达75%。发展高端产业，需要高端人才。通过对人口就业和文化状况数据的分析，可以更好地为老百姓提供就业服务”，顾兖州说。
近日，北京市政协《关于促进首都人口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建议案》披露，截至2009年底，北京市实际常住人口达到1972万人，人口总量以每年54.3万的速度膨胀，其中70%是流动人口。
“北京提前10年达到了城市总体规划中‘2020年控制在1800万人’的目标，人口的快速增长给这座城市带来了极大的挑战。对我们来说通过人口普查摸清人口底数，在‘十二五’期间控制城市人口数量、调整人口结构、提高人口素质，是重中之重”，顾兖州告诉本刊记者。
与2000年的“五普”相比，经过10年的飞速发展，城市化、社会流动和社会分层加剧、利益多元化、社会心理变化，都给此次人口普查带来了更大的难度。
其一，人口流动的规模、范围、频率都在增加。“与‘五普’相比，全国流动人口增加了5000万以上”，于学军说。顾兖州则预计，北京的流动人口大概比“五普”时翻了一番。居住地和工作岗位不稳定，是流动人口的最大特点，入户面访难度很大，不易查准。“为得到更趋准确的普查数据，此次普查对流动人口既在流入地登记，也在流出地登记”，于学军说。
其二，人户分离现象非常严重，即人口的户籍登记地和居住地是分离的。国家统计局人口与就业统计司司长冯乃林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一般城市人户分离大概占到了30%到40%，像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占到了50%以上。“这导致入户普查时容易‘漏人’”，顾兖州说。
其三，城市化、动迁、行政区划改革，影响查准人数。以北京为例，今年纳入市政府拆迁的城乡接合部就有50个村，各区县政府还有一批拆迁村，拆迁力度明显加大。“按照现行拆迁政策，在安置之前一般要有2～3年的租房期，居民分散居住，影响普查数据准确性”，顾兖州介绍说。
其四，居民隐私观念增强，配合程度有所降低。这在顾兖州看来是人口普查最大的难点。“六普”的普查内容包括姓名、性别、年龄、民族、户口登记状况、受教育程度、行业、迁移流动、社会保障、婚姻、生育、死亡、住房情况等。普查员入户持三类表格：短表、长表和外籍人员登记表、死亡登记表。其中短表需要填写18项，长表需要填写35项。
“特别是在一些特殊地区如高档社区，名人、外地人、境外人口多，入户难度更大”，顾兖州表示，“住房几居室、有没有独立卫生间、抽水马桶等都要记录。现在商业调查比较多且不规范，这使得居民对入户调查较为警惕，出于保护个人和家庭隐私的顾虑，一些居民不愿意透露实情。”
其五，瞒报人口问题。“个别地方确实存在故意瞒报或多报人口数量的问题”，于学军说，“低龄人口，特别是学龄前人口不及时进行户口登记、新生婴儿死亡不及时申报，以及老年人口死亡后户口未能及时注销等，是难点问题。”
这些难点给此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的准确性、真实性提出了严峻挑战。于学军指出，目前正值“十二五”规划的编制工作期间，迫切需要全面、客观、可靠的数据支撑。“但我还是要强调，由于主客观原因，普查数据质量不容乐观。这就要求我们既要看普查登记的结果，也要对普查的数据进行客观的分析，力求全面真实反映实际情况。”
曾参加过1990年、2000年两次人口普查的顾兖州，已有20年的人口普查经验。在他看来，搞好人口普查有四个要点。
一是政府高度重视、各部门形成合力。人口普查虽是统计部门牵头，但却需要公安、民政、计生、市政市容、教育、卫生、住房与建设等多部门协调联动。今年北京市参与人口普查的部门就多达37个。
“我们的政府具有强大的组织动员能力，2008年我们成功举办了奥运会，如果我们能够像办奥运那样搞人口普查，就一定能够成功”，顾兖州说。
“搞准全国人口信息，应强调做好各部门日常的人口统计工作。特别是要打破部门界限，实行政府相关部门间的人口信息交流共享制度，充分开发和利用不同部门收集的人口信息，按照一定的规范和程序，互相校验、对比、补充，以便提高人口数据质量，提高政府效能，提高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决策的准确性”，于学军认为，这一点在技术上并不难实现，关键是部门间的协调与合作。
二是有科学合理的普查方案。这次普查国务院制订了1个总体方案、12条细则，并颁布了第一部《全国人口普查条例》，对普查的每个方面都作出了明确规定和要求。
三是有一支能打硬仗、责任心强、吃苦耐劳的普查员队伍。今年北京、上海两地分别组织了10万人的庞大普查员队伍。与以往的抽调方式不同，这些普查员几乎都是聘用人员，需要培训、签订劳动合同、上保险，北京的人口普查员月均收入不低于1500元。“我们在人力上的投入占到全部资金投入的60%，而以往这一块的支出是很少的”，顾兖州对本刊记者说。
四是保障手段要跟上，经费、宣传、信息化技术、法律保障都要到位。
据悉，为应对“六普”的诸多难点，一些针对性的政策措施也日益明晰起来。首先，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一次户口整顿，为正式普查打好基础。目前，这项工作在全国多个地方已经开始。北京将在8～9月份开始户口整顿，届时普查人员将直接入户填写户口整顿摸底表，摸清人户分离、出生和死亡人口、外籍人口等情况。
其次，人口和计划生育系统从2009年11月已开始组织各地对0～9岁低龄人口基础信息进行核查工作，现已将全部信息纳入各地全员人口数据库。“我们要求各级人口和计划生育部门与公安部门、统计部门进行人口信息共享，将最新的基础人口信息提供给公安部门、统计部门，支持户口整顿和人口普查工作”，于学军说。
再有，签订保密协议。《全国人口普查条例》明确规定，人口普查的数据仅作为数据调查、政策制定参考依据，不作为政府行政处罚、政绩考核的依据。
目前北京市已经印制完成800万份保密协议，保证普查员入户时与每一户都签订保密协议。“现在北京市的人口普查网站已经开通，每名普查员的姓名、年龄、证件号、照片都可以实时查询。我们还设置了举报电话，严防普查员泄露个人隐私信息”，顾兖州说，“这主要是为了解除人民群众的顾虑，便于如实申报。”
同时，适当掌握相关政策的执行尺度。今年6月，国务院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公安部、国家统计局联合下发了关于《认真做好人口普查登记工作防止漏报瞒报的通知》，明确指出，在超生人口方面，对在人口普查登记过程中如实申报的政策外生育的人员，可按本省(区、市)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规定的较低标准征收社会抚养费；生活困难的家庭，经当地县级人口和计划生育行政管理部门批准，可以分期缴纳社会抚养费。
根据北京市的政策，人口超生缴纳的社会抚养费是城镇全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全年人均纯收入的5～10倍。据悉，这次普查过程中对京籍超生人口上户口的将采取适当灵活的方式。“肯定不按照最高限罚，5～6倍不算高。全市不作统一规定，各区县自行掌握”，顾兖州说。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杨琳 实习生唐茵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