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底层社会的刚性化
作者：张劲松
更为严重的是，阶层流动减少后，若因各种原因从原有上层或中间跌入底层，却又缺少回升的通道时，失落感将更严重
底层社会在社会变迁中怎么了？曾经作为中国革命主动力的无产阶级身份的底层社会，为何出现了今日的风险和危机？现实告诉我们用宏大的理论无法说明底层社会变迁的过程及其现状，更难以把握底层社会的发展趋势。
存在大比例的底层社会真的很可怕吗？
中国快速发展仅有30余年，在这么短短的时间内走过了西方国家两三百年才走完的道路，中国的中间阶层成为社会的主体还为时尚早，底层社会大比例现象还将存在很多年，中国拿什么去稳定底层社会？中国没有西方经验可以借鉴，立足于中国国情才能找到出路。
存在大比例的底层社会真的很可怕吗？其实不然，从中国社会变迁史中可以看到，中国从来都是一个底层社会占多数的国家，特别是封建社会更是如此。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很长，农民一直处于底层社会，但中国封建社会并非总是处于动乱时期，相反，中国封建社会大多数时期是稳定的，这种稳定性保证了中国封建社会能长期存在。追根溯源，在封建主义统治下，只要政府没有腐败到让底层社会的大多数农民无法活下去，政权仍然能延续。一旦国家政权成为了社会发展的负担，揭竿而起则为时不远了。这是封建社会政权更迭的一般规律。因此，在封建社会，开明的统治者为了自身的统治能持续，不得不采取休养生息的、有利于底层社会稳定的政策措施。同时，统治者还创造出几条让底层社会爬升的通道，如文官有科举制度，武官有功绩制度，底层社会通过按统治者设计的通道，可以挤入中间阶层乃至上层社会。虽然爬升的道路是窄小的，但毕竟能让极少的一部分爬升，它给了底层社会一个梦想，一线希望。
当前，大比例的底层社会现象之所以变得很可怕，是因为中国正处于转型期，各种社会矛盾和风险凸显。具体来说，影响底层社会稳定的最主要因素是，中国社会进入了阶层流动减少时期，底层社会爬升到中间阶层的机会正在减少。
新底层社会开始出现并逐渐刚性化
改革开放之前，因人与人之间的差距不太大，绝大多数人都很贫困，这一时期最大的问题是如何发展，解决生存问题。加上计划体制对人的控制，社会反而是相对稳定的。当然，当时最大的差距是城乡之间的差距，即工农差距。变为非农户口，进入国家管理层，是底层社会的梦想，恢复高考让底层社会特别是农民的孩子看到了希望。高考制度打通了底层社会爬升的一条通道，这条通道造就了当今党和国家的政治精英。通过高考科班出身的政治精英，正成为社会上层的支柱之一。当然，当年高考独木桥太窄，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同志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则造就了我国的经济精英。短短30余年时间，还不足以产生大量的文化精英，却也让一部分底层社会人员通过努力进入了文化领域，文化精英阶层即将形成。改革开放后的前20年，可以说是中国社会大变革时期，机遇与风险并存，抓住机遇者可快速从底层社会爬升至中间阶层和上层社会。
然而，改革开放20年后，底层社会爬升的通道大大减少，研究表明，在转型前和转型过程中，工人阶层成员具有向较高的办事员阶层和管理阶层流动的机会较多，但是在社会劳动力市场上的机会减少，而且在社会组织内部劳动力市场上的流动机会也在减少，工人阶层成为相对凝固的社会群体。而农民阶层中的精英部分从农村转移出来后，面临着户籍制度、低收入、城市高房价等多种因素的困扰，难以融入城市生活，仅靠出卖劳动力维持现有状况。
在今天的中国，人们除了可以看到贫富差距的扩大之外，还可以看到因为缺乏社会保障和收入保障的“新底层社会”形成，包括失地农民、被拆迁的城市居民以及不能充分就业的大学生群体，还有因为高房价坠落的“城市中产”、未被利益集团吸纳的知识分子。他们成为底层社会群体的一部分，加上传统意义上的农民、农民工、下岗失业工人，组成了庞大而复杂的底层社会，并且这个底层社会正在逐渐走向刚化。
稳定底层社会的高尚道德力量缺失
尤为严重的是，自1999年大学生扩招以来，大学向全社会开放，处于底层社会的农民和工人的孩子有更多机会上大学了，然而，扩张后大学生数量大增，大学生不再是社会的精英，一毕业就失业的现象严重。许多底层社会的家庭本希望靠供养大学生来实现阶层爬升，到头来，不仅耗尽了本就不宽裕的家产，子女就业无望或低收入就业加剧了其贫困，其向中间阶层流动的可能性就更小了。
如果拿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和最近10年对比，人们会发现一种比数据更可怕的趋势，这一趋势就是贫富差距越来越固定化。谁是穷人，谁是富人，现在已经差不多了，以后基本不会再有什么变化，从而形成了新的社会结构。穷二代、富二代、官二代，基本可以落实到人头，年轻人基本可以对号入座。中国社会由此开始丧失自下而上的流动渠道。
更为严重的是，阶层流动减少后，若因各种原因从原有上层或中间跌入底层，却又缺少回升的通道时，失落感将更严重。穷惯了的人，财富哪怕只增加了一点点，其幸福感都很高；没有经历贫困的人，一旦处于贫困之中，其承受力会很弱，若再也看不到前途和希望，就可能走向极端，成为社会的潜在威胁。
问题虽然严重，但是若在底层社会有着高尚的道德教化，也能消弭社会潜在的危机，即实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状态。然则，我们的道德教育往往脱离现实。一个人从小学到大学接受的都是很高远的道德，一旦进入社会之后，就会发现这些高远的道德与现实相差太大，这种反差容易让人怀疑起这种高远的道德，进而回归到了原点状态，一切靠经验去找寻生活中的道德支持。再加上国家力量对底层社会进行高尚道德教育的制度缺失，稳定底层社会的高尚道德力量缺失。富二代、官二代及其中个别人的奢侈生活刺激着生活在底层社会的人们，相对的贫困及阶层爬升希望的渺茫，导致仇富、仇官心态的蔓延，却没有更适合的道德去教化“受伤的心”，阶层冲突时现。(作者为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延伸阅读
底层生活的三个场景
——拥挤的房屋，发臭的小河，垃圾四散，污水横流，但炊烟袅袅，生机盎然。室外摆着的破旧台球案子，低矮屋子里壅塞着的简陋网吧，是一群年轻农民工的娱乐生活。这里和灯红酒绿高楼大厦林立的城区不过一箭之遥，却分明是两重天地。他们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生活。他们最烦别人叫他们农民工。明明就是个工人，干活领工资，跟城里人一样，为什么非得加上个农民？
——一勺子豆浆卖4角钱。豆浆一勺一勺地舀出去，钢镚一枚一枚地接过来，1元、5角、1角，大大小小的钢镚跌落到一只小小的塑料罐里。一些底层小人物就是依靠这些钢镚度过人生的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这些钢镚给他们带来憧憬带来希望，他们靠这些钢镚养家糊口走亲访友，还要为儿子结婚出一把力。和公务员、医生、律师、教师、记者，以及一些垄断行业的员工相比，他们的劳动是艰辛的，经济收入是有限的，经济来源是没有保障的。
——北京唐家岭，促狭的街道、逼仄的居住空间、嘈杂、肮脏的环境，小餐馆、小发廊、小诊所、小网吧和通常是无照经营的低档娱乐场所……是“蚁族”生活环境的真实写照。他们在满是臭味的宿舍里落脚，在睡袋里安身，浑不知“天之骄子”为何物。他们早已不看重自己的本科学历，因为学历不能给他们带来任何东西。他们不知道这种苦哈哈的聚居生活还要持续多久，只好带上睡袋，随时准备上路。
别放大底层的社会性愤怒
作者：龚维斌
外界认为农民生活贫困，但如今农民的满意度确实提高了，只是少数被征地的农民会产生一种不满意感。因此不要给这些人强加一些标签来进行看待
比较引发的“相对剥夺感”
所谓的底层是相对意义上的。任何一个群体中都有一部分人不满意，而不是一个群体中所有的人都不满意。比如说2006年废除农业税，绝大多数农民是满意的。现在种粮还有补贴，可以增加收入。因此只能说是群体中的一部分人不满意。这一部分人不满意主要是来自于生活受到挫折、利益受到侵害。这种不满意是通过比较得出的，也就是所谓的相对剥夺感。
这种相对剥夺感主要来自于两个方面：相对周围的人，与同一层面的人比较，自己的预期利益和现实利益没有得到实现和保护；相对自我目标定位的比较，生活条件高了仍不满意，是因为需求层次也提高了。50后、60后人群的忍耐度是现代年轻人所不能比的。
以上两点是基于相对的一种比较而言，而这种比较是建立在当今大众传媒高度发达的社会基础之上的。现在是一个开放的社会，媒体给公众进行横向和纵向比较提供了便利。这种“相对剥夺感”随着传播被媒体放大了。
别给底层贴标签
有学者认为，一些“夹心层”因为制度、权力和资本的合谋等客观原因沦落到底层。这些人加入底层，对社会会有很大冲击，我觉得有点杞人忧天。确实这些人相对能量较大，但目前来看危害不大。所谓的“夹心层”是外界赋予他们的标签，他们之间没有联络也没有自觉的意识，但严重的就是这种心态的蔓延。这个群体目前还属于“自在的阶层”而不是“自为的阶层”，所以并不可怕，但需要重视。
我想说说大学生“蚁族”，这个群体虽然很弱小，但发扬着蚂蚁的精神。他们没有放弃希望，没有放弃追求，没有更多的抱怨。对于个人的困境从自身找原因，没有归咎于政府，归咎于社会，不要简单的认为他们是“夹心层”，也不要往这个方面引导。这个群体目前的心态很健康积极。政府应该设置各类通道来让这些人来实现梦。所谓的“夹心层”、“蚁族”都是外界赋予这些群体的标签，但他们自己也许并不认同这样的说法。大学刚毕业群体们虽感到工作压力大 但也认为通过拼搏可以实现自己的梦想。
外界认为农民生活贫困，但近年来，总体来说农民的满意度不断提升，只是少数被征地的农民会产生一种不满意感。因此不要给这些人强加一些标签来进行看待，也不要按照自己的思维逻辑放大这部分人的社会性愤怒。(作者为国家行政学院社会学教研室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