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农村低保和“人命不值钱”
在农村，有许多事情的发生，的确是你所想象不到的，比如低保。
申请农村低保的基本程序是，由户主向乡(镇)政府或者村民委员会提出申请；村民委员会开展调查、组织民主评议提出初步意见，经乡(镇)政府审核，由县级政府民政部门审批。乡(镇)政府和县级政府民政部门对申请人的家庭经济状况进行核查，了解其家庭收入、财产、劳动力状况和实际生活水平，结合村民民主评议意见，提出审核、审批意见。在申请和接受审核的过程中，要求申请人如实提供关于本人及家庭的收入情况等信息，并积极配合审核审批部门按规定进行的调查或评议，有关部门也应及时反馈审核审批结果，对不予批准的应当说明原因。
而在我们村，有的一家四口人，包括几岁的孩子，全都享受着低保，有许多青壮年的劳动力，也在享受着低保，而一些80多岁的爷爷奶奶却没有低保。
父亲和我说这件事的时候，很愤慨：“谁送礼给书记，谁就有低保，谁上面有人，谁就可以有低保。”
在我们村，低保成了权力这根大棒之后的那根胡萝卜，成了安抚与拉拢的工具，村书记想给谁就给谁。低保一年有近千元，完全成为一种额外的福利待遇。该有的没有，不该有的却有了：谁家权势大，有；谁家上面有人，有；谁家送礼了，有；谁家是刺儿头，容易闹事的，有。
回家还听说两件“人命不值钱”的事情。
其一，是我们后面村的一个老人，念过私塾，写得一手不错的毛笔字，会算命测字打卦，懂一点孔孟之书。经常在赶集的时候，去镇上给人算命，虽然80多岁了，身体还算硬朗。几年前的时候，有一次在去赶集的路上，被一辆摩托车撞了，然后死了。最后，两家私了，肇事者赔偿了1万块钱。回家，我问父亲，怎么才这么少的钱，我爸说“他都80多岁了，还能活几年？”——生命的价值，是用年龄来衡量的。
其二，去年，在距离我家不远的一个村上，一个女的，年龄是60多岁，去村里的医务所打针。针头还没拔出来，人就死了。这明显属于医疗事故。最后，赔偿4.5万元私了此事。
试想这两件事，若放到城市，会怎样处理？
五、对权力的崇拜和对政治的冷漠
说到崇拜，不得不提农民对权力的崇拜，通俗地说，就是对当官的崇拜。
“当官的哪有不腐败的？还是当官好啊！”村人如是说，当官不仅意味着有钱，还意味着有势力，甚至可以鸡犬升天。时常可以听闻有讲述某村的某人在外当官，然后将全家都接走了，又帮谁谁安排了工作，又几个电话就摆平了某件事情。
这样的观念，大多停留在四五十岁以上的村民那里，至于年轻的一代，由于长年迁徙式地往返于城市与乡村之间，似乎自主远离了政治。或许更是因为，他们自知自己无缘于政治参与而主动放弃。
我们村的那个书记，今年69岁了，被称为“不倒翁”，在村书记的位置上，起码已经干了有近20年了。也有人说其很会糊弄，上面有人，在村上又不得罪人，得罪人的事情，都会暗地里指使别人去做。
农村发展党员，谁想入党，必须要经过村书记这一关，先送礼，再表示忠心，于是，发展党员，也就成为培养个人亲信的渠道。起码要确保入党者不会危及其地位。而有几个所谓的刺儿头，怎样也无法入党。
韦伯曾批评德国边境的一些农民，不关心国家政治，是市侩。我家乡的村民，似乎也如是。当然，对此我无意批评，或许他们是聪明地远离了政治，或许他们为了生活之艰辛，只需要对金钱的追逐。
最后说一起发生在我们县的杀人事件。某人的一个儿子在省内的某个市做一官职(据说好像是政法委副书记或其他)，其依仗儿子的权势，俨然成为村中一霸。后，村内一人愤然将其杀死，沉尸水塘，案破，其曰，我是为民除害。这则故事，在乡里传为奇谈。
六、土地和进城
我们村的土地，是人均有4亩左右，重新分配过一次土地，之后就一直没动过，这使得有的人家娶了媳妇，生了孩子，都没有土地，而像我这样的，户口早已经迁出，但在家里还有一份土地，那些死去的也包括在内。
农民对于土地的眷恋正在逐渐下降，村里许多有钱的人，都去镇子上或是去县里买了房子，平时都住在县城里，只有每年两次农忙的时候才回来。
在我小的时候，我们村种植了许多经济作物，诸如棉花、薄荷、西瓜等，可现在，都是一季麦子、一季大豆。省事，完全的机械化操作。雇用联合收割机，直接把粮食拉到家，有的户，收完粮食就当场卖掉，带了钱走人。然后将秸秆在地里烧掉，再种下一轮。有的人家不愿意种地的，或是常年在外的，就将土地租给别人种，租金300元/亩/年。
有一条正在建设中的高速公路经过我们村，修路占用农田分为两种，一种是路面占地，另一种是取土占地(要取土垫路基)。取土占地的面积很大，有好几块，一块就有80亩。村上有的户是摊到了，有的没有。摊到的就很庆幸，没摊到的就很沮丧。能够卖地的，都很开心。
人们不再稀罕土地。只嫌弃卖少了，没有说多的。
一些三农学者常说，土地目前成为农民的束缚，成为阻碍农民现代化的桎梏，也有人说土地是农民生活的最后保障，是返乡之后的最后栖息地。但无论是怎样的看法，一个不可改变的事实就是：农民已经不再深深地爱着这块土地。
不再需要土地的农村人也正在抛弃农村，甚至是厌恶农村。或许这是城乡之间的差距在这二十余年来逐渐被拉大的结果，或许是持续二十多年的打工潮，使得农民对于城市的生活越来越向往。无论是年轻的一代，还是五六十岁上了年纪的人，村庄更像是一个驿站，每年只有夏收、秋收和过年的时候，人们才会回去几天。等忙完了之后，又迅速撤回到了城市之中，只剩下孩子和老人，有人甚至将孩子也带走了。
在美国的华裔里，有一个词叫“香蕉人”，而农村的这些年轻一代，在进入了城市之后，也迅速地把自己包装成一个城市人，甚至是更像一个城市人。如是的行为，是在掩饰自己的农民的身份，还是隐藏着一种巨大的渴望？
对城市的渴望，也带来了我们县城的城市化的巨大推进，尤其是房地产的兴起，而这些房子有很大一部分是卖给了农村的那些打工富裕者。
他们在向城市靠近，离农村越来越远。
七、黄赌毒
每年回去，从县城下车开始，到回到距离县城40里路程的村庄，一路上，我都会努力去寻找变化的痕迹。
县城里新修建了一个某某会所，楼下停放了一排的车。城里的那几个洗浴中心还是那么红火，据说是楼下洗澡，楼上卖春。在我们镇上的一个洗浴中心，去年冬天竟然有了“男女共浴”的服务，按小时收费，一个一个的小房间，吸引了周边村上的许多青年男女和小情侣。村上的人说，生意是特别的红火，价格也不是很高，15元/小时。看来，人们的观念真的是变了。
镇上的网吧也很热闹，放眼望去，全是十五六岁的孩子在玩游戏，嘴里叼着烟卷，神情专注。
十七八岁的男孩子，留着长发，染了颜色，并且还带了耳钉。十六七岁的女孩子，说自己喜欢的人是李宇春，在课本前面写上“非主流”三个字，作为自己的人生信仰。他们不知道WTO，但知道麦当劳，知道网恋，会用QQ找女朋友。
农村没有报纸，基本上每家一户电视，最近两年刚通了有线电视网络(许多人家因为收费，而不装有线)。县电视台里永远都在播放着性药和丰胸广告，用词非常具有挑逗性，大人孩子都在看。
最近几年，我们那里还兴起了一种很另类的唢呐文化。遇到红白喜事，基本上都会请一个唢呐班子到家，谁家不请，就没面子而被瞧不起。在我的小时候，唢呐班子吹的真正的唢呐，有好多种乐器，都卖力地演奏。而现在，只有三两个唢呐，配之以电子琴。
当然，我要说的不是这个，而是这些唢呐班子都会请一个女人，年龄一般都在30岁以上，到晚上的时候，就会浓妆艳抹，登台唱一些黄色小曲，说一些低俗笑话，然后和一个搭配的男人打情骂俏。基本上都是围绕着“性爱”为主题。有些时候，还会玩脱衣舞游戏。
台下的看客，有大人，有孩子，有老人，有男人也有女人，遇到精彩处，都齐声叫起好来，或高喊着“脱啊、脱啊、脱啊”。即使是丧事，也会有这样的演出，无论是亲人还是村人，脸上都看不到一丝的悲伤。若不脱，众人都会说这个唢呐班子不行，不过瘾。
有许多人都说到农村的赌博问题，的确，我们那里也很多，尤其是过年的时候。外出打工的人挣了钱回去之后，就聚在一起赌。赌得很厉害，有的人能把一年在外面挣的钱都输掉。各种赌博的方式都有，甚至妇女老人都参加，从掷骰子，到麻将、牌九、斗地主、诈金花。
说到赌博，就不得不提抓赌问题。我们镇上的派出所，简直就把抓赌当成了一种创收方式。无论是赌多大的(就连五角、一元、两元金额的掷骰子也抓，我老妈有一年冬天就因为掷骰子，而被抓了一次)，是在赌的还是在旁边围观的，统统抓进去，然后通知家里拿钱赎人，这么多年来一直是这样。当然，若是有点关系的，打声招呼，就没事，也不敢抓。
毒品，我原本以为离我们那里的农村很远，但却未必。
这次回家才听说，村里有一户人家，有两个儿子。小儿子辍学后，外出打工，在浙江某地，短短四个月，带回了17万。至于这钱的来路，其父母不仅不去过问，反而责骂其大儿子无能，最后让大儿子也跟着小儿子去了，钱是被其父母拿来盖了两层小楼，以备将来给他们兄弟俩娶媳妇用。结果后来事发，两个孩子目前都无踪影。楼房还没盖好，只是毛坯。父母也外出，年没在家过，有人说是去寻儿子了，有人说是出去躲着了。回去听父亲说，原来那小儿子在外是跟人贩毒的。至于其两个儿子的下落，有人说被逮捕了，有人说是被同行给“做掉了”，具体无从知晓。
我确信，我所见的农村，并不是一个健康的的农村。
我全然明白，当下农村之问题，既是现代化的发展所带来的，也将必然会在现代化发展之中解决。我并非是号召农民都固守在家园，反对工业化，过着一种“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生活。我知道，工业化的席卷或许是现代化的必然之途，也是目前唯一的“解救之道”。
我亦知道，中国的乡村之沉重，农民之艰辛，非是一朝一夕就可治愈。
但我想，总会有办法的。无论是早婚，赌博、教育的贫瘠、环境的恶化、乃至农村基层社会的政治问题、治安等都只不过是问题的具体呈现。就像一个病人，会有发烧，头疼等多方面的症候。至于怎样治病救人，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是疾在肌肤还是病在膏肓抑或是持一种“讳疾忌医”的态度？这些都是需要思考的。
总而言之，希望农村越来越好吧。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