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知青”现象呼唤公共福利均衡

　　越来越多“蚁居”在城市的农村大学生处境尴尬，成为一代“新知青”：毕业后的现实让他们失望，奋斗数年却没有立锥之地；萌生退意，想要放弃城镇户口重返农村，却发现同样困难。专家称，“新知青”回迁，实际上是一种不正常的“逆城市化”，因为“城市化进程中忽略了这部分农村大学生的利益”。（9月10日人民网）

　　“新知青”的出现，本质上是公共福利不均衡的结果。在我国城乡二元结构的社会里，公共福利的不均衡首先表现为城镇福利和农村福利的不均衡。但实际上，我国公共福利即使在同一城市、同样拥有城市户口的人群之间，由于所处的单位性质不同，其教育福利、卫生福利、住房福利等公共福利的水平也存在很大差别。就此而言，“蚁居”城市的农村大学生，不是民工但胜似民工。

　　作为再分配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公共福利的不均衡，突出地表现为居民收入和消费的分化。应当看到，在不同地区之间、城乡之间居民消费差距不断扩大的同时，我国城镇居民的消费差距也在不断扩大。复旦大学社会学系纪江明教授的研究表明：1998年，我国城镇居民最高收入组年人均消费支出是7593.95元，最低收入组年人均消费支出是2397.60元；2007年，最高收入组年人均消费支出是23337.33元，最低收入组年人均消费支出是4036.32元，极值比从1998年的3.17扩大到2007年的5.78。

　　令人担忧的是，我国公共福利的不均衡，还属于一种低工资水平下的不均衡，它使得社会弱势群体变得更加“弱不禁风”。以企业为例，发达国家职工工资占企业运营成本的50%左右，而我国职工工资占企业运营成本的比重还不到10%。在此情形下，公共福利对于社会低端群体、尤其是弱势群体的重要性自然不言而喻。低工资、低福利的现实，使得弱势群体的生存状况不啻“雪上加霜”。

　　笔者以为，破解“新知青”困局，根本出路在于建立健全城乡一体化的公共福利体系。目前，我国经济社会正处于转轨时期，传统的福利体制被打破、新的福利体制尚不健全，当此语境，现在迫切要做的一是要加大公共福利投入的总量，二是在公共福利分配上应该向长期处于弱势地位的人群进行“补偿性倾斜”。这既是我国的社会性质使然，也是维护社会稳定的现实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