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创新凭什么
文_袁易明
很久的时间里，如何将科技人员的成果转换成为推动经济的动力，将研究与开发活动转化为经济行为，使人们在生活里的确能享用与过去不同的新产品困惑全社会。因为，科学研究总是难以实现与经济间的有效结合，长期存在着所谓的“两张皮”现象。人们大量地看到大学和研究机构从申请立项(无论何种等级)—开展研究—产生成果(著作亦或论文)—申请奖励—进入学术成果库的科技创新路线图。这个过程循环往复，大量的科技立项产生、大量的科研活动开展、巨量的科技成果积累、少量的科技成果转换。这是传统的科技创新模式。
深圳是一座高科技之城，国家发改委已批准深圳作为全国首个创建国家创新型城市试点。目前高新技术产业已成为深圳的第一支柱产业，其发明专利、PCT专利申请量均居中国内地城市首位。深圳创新之所以备受推崇，我认为有两个原因：其一，创新发展速度，其二，创新结构。发展之初，一个边陲小镇，完全不具备科技创新能力，这一点估计无人异议，况且在30年的时期里，用了1980到1995年的15年左右时间来发展“三来一补”、加工贸易，小渔村演变为产品加工基地，不可能超阶段地发展科技创新，也缺乏投入实力。
后15年时间，科技创新开始进入视野，以1995年前后位于南山的原“京山民间高科技工业村”更名为“深圳高新技术产业园区”为重要标志，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上升为深圳主导战略，用了15年左右时间发展成为今天在国家创新战略中举足轻重的地位，成为第一个国家创新型建设试点城市并被定位于建设有国际影响力的创新中心……对于速度无需多言。
回到创新主体上，有人做过京、沪、深三地创新活动的比较，前两者有众多的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深圳的规模、数量、发展历史与这两大城市不在同一层次上，但却有自己的独到之处，重要的首推著名的“4个90%”——90%的研发投入来自企业、90%研发机构在于企业、90%的科技人员来自企业、90%的专利申请来源于企业。科技创新主体的市场化是深圳创新区别于传统的重要标识。
企业为主体的创新活动改变了传统模式下的科技创新路线图，他们的创新终极目标不是论文、专利，而是论文、专利等成果的市场开发，形成企业新的发展能力，当政府主导的公共研究机构以成果获奖为一个课题的研究终点时，企业的创新活动则要走向市场，实现成果与市场需求的结合。这里看来，企业能否成为社会科技创新的主体，是科技能否与经济结合，成为推动经济增长动力的重要条件。
怎样才能使企业成为社会科技创新的主体呢？强行的政府安排和指令性计划于事无补，仅凭企业家的个人兴趣也同样难成“气候”，因为要使大量的企业主都对科技感兴趣只能是理论推演过程的一个假设，或是浪漫主义者的一种情怀，毕竟，兴趣是多样化的，也是自我的。只有在一种情形可以使企业对科技创新产生兴趣，那就是研发活动过程可以带来企业盈利能力的快速提升，当研发活动的盈利足够大时，企业家必然介入，甚至投身，即使他们毫无兴趣。
当然，这里所述的企业必须为市场企业，很难想象通过艰辛努力，克服各种风险进行研发创新，而创新收益与自己收益毫无关联的企业家会长久地对投资科技活动津津乐道。
这里看来，深圳之所以出现了大量的企业投入科技创新，相继培育出享有国际盛誉的华为、中兴、比亚迪、腾迅等企业，除了适时有效的政府引导、真金白银的政策倾斜、毗邻于香港的特别区位等诸多因素外，深圳拥有领先于全国的制度条件是根本原因。以上列举的著名企业无一例外是民营企业，是市场制度与企业研发主体二者间因果关系的例证。
深圳的未来是否美好取决于创新，这里的创新内涵是，以技术创新为基础，以制度创新为根本，建设有国际影响力的创新中心。如果把30年分为3个时段，前10年用地理空间创造出了美好的深圳，其后的十多年时间里，技术产业化速度与空间规模共同发挥作用，深圳精彩依旧。现在开始，依赖于原来的路径只能将深圳引向平庸。辉煌的延续取决于能否成为影响其它城市的城市，在地理空间约束下，只剩创新道路必走了。
下一步的创新呢？政策鼓励重要但是不能主要，城市的创新机制、创新体系建设甚至都不是决定性的，唯有充分竞争的市场制度必要而充分。因此，懂得如何完善市场制度，有效推进制度变革才是“牛鼻子”。(作者为深圳大学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副主任)
深圳再向香港学什么？
文_封小云
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使中国模式走向了历史性转换的重大拐点。过去30多年的传统增长动力，已经迈入了递减区域。倚靠出口、投资拉动导致的内外经济失衡已经不能持续；市场化、全球化的制度性改革需要向纵深发展。寻求新的发展动力不仅仅是十二五规划面对的挑战，更是中国下一个30年发展所需要解决的长期战略。一句话，中国模式进入了转型阶段。如果说，中国模式的前30年承担的是“增长崛起”的历史任务，而后30年则要解决“转型崛起”的历史重任。
毋庸置疑，香港是中国过去30多年走向全球和世界市场的一个不可或缺的信道和中介；港资更是率先进入大陆进行产业转移、拉动大陆融入全球化进程，并推进大陆工业化和实行出口导向战略的外资企业先驱。同时，香港又是大陆实施市场化改革的一个重要参照系。由此，我们可以说，中国模式的发展和中国经济的崛起，深圳特区的兴起和发展，香港贡献了不可磨灭的功绩。
2001年中国入世以及整体经济迅速地融入全球生产网络，使得香港在中国走向世界的中介地位急剧下降；“增长崛起”更使中国内地与香港的经济差距急剧缩小，尤其是珠三角地区的深圳、广州。如果按照目前两个地区的增长势头，则不出5~10年，经济总量超越香港将会成为事实。由此，不少民众甚至学者，认为香港在未来中国30年的发展进程中，已经不具可借鉴与参照意义，香港对于中国内地、尤其是过去一直仿效和学习香港的深圳特区，其优势业已式微。甚而如香港人之中，持有如此想法也大有市场。
在深圳特区成立30年之际，笔者想就上述看法，提出十分粗浅的观点。
香港服务业优势的价值
过去30年的“增长崛起”中，内地大量引进和急需的战略性资源主要是工业化资本。这也是香港过去进入内地和深圳投资的主要内容。随着内地经济的迅猛成长，资金与资本已经不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战略性“短板”，深圳、广东乃至中国今后引进的重点应当是“制度”，是“软体”而非“硬件”。对香港的引进也应当以此为重点。
具体地说，“转型崛起”中的一个重要内容是产业结构的服务业化。长期以来中国的服务业占GDP的比例在全球属于最低水平之列，深圳的比重也小于50%，不仅低于全球60%的平均数，更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数。而香港是全球知名、最具竞争力的服务经济体，其服务业的发展对内地具极其重要的借鉴意义。也就是说，进入到中国转型阶段，香港优势必须有新的理解和诠释。
不少人士乃至学者认为，服务业作为一个产业，只要花大力气去推进就可以在短期内大大提升其产业比重，并完善产业发展。笔者认为，此种看法差矣。首先，我们绝不可以把服务业当作一个简单的产业看待。从服务业的内涵与作用看，服务业既是现代产业中决定一国或一地区竞争力的重要部分；同时现代服务业也是现代市场机制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服务业既是社会的主要经济支柱之一，同时也是社会、经济和公共管理的主要内容，在某种意义上，是营商环境的构成要件；服务业既是经济基础的组成部分，也包括上层建筑中的文化、法律、商业文明等内容。服务业的四个内涵决定了不能把服务业发展当作简单的产业发展。中国服务业的发展必然涉及产业、社会、经济、文化、法治等全方位因素的转型。
其次，服务业的发展、尤其是高端发展依赖于制度。一方面，服务业的发展水平决定市场机制的完善程度，另一方面，一个现代的服务业依赖于市场的发育和开放程度。二者之间是相辅相成的。发达的市场制度与高度发展的服务业是并行不悖的。由此，中国服务业的发展必然涉及服务市场的开放和完善，涉及中国整体的市场化改革。服务市场的自由化是服务业发展的重要基础。然而，服务市场的自由化不仅涵盖产品的流动，更包含要素与资本的跨境自由流动，其中包括最为重要的战略性要素——人员的跨境流动。为此，中国的服务市场和交易自由化，必然需要不断调整和修改服务商品和要素流动的市场准入管制，创造出开放性和竞争程度更高的交易制度和环境。
由此可见，中国服务业发展需要一个社会、市场、经济、法治、文化等全面的改革与转型，而这个过程也将是长期的。香港服务业的优势绝非单纯的产业优势，而是与上述因素密切结合的综合性优势。中国内地与香港服务业发展的差距，不仅仅是一个产业、或经济发展水平(国际上往往以服务业的发展程度判断一个地区的现代化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也是两地市场化程度、社会与经济管理能力、文化与生活水平和国际化标准，以及营商环境、商业文明等等因素的差距。在这种差距下，引进香港服务业发展的市场体制、管治方法、国际化标准、法治与商业文明等一系列的“制度要素”将十分重要。
香港全球城市功能的价值
城市化的兴起与推进是未来中国“转型崛起”的重要加力点。未来30年按照国家的区域与城市规划，中国将逐步兴起20个左右的大都会经济圈，也将会出现多个大于香港经济总量的大都市。
然而，衡量城市经济优势的并非以经济总量为唯一标准，甚至可以说不是主要标准。城市的优势和地位的决定性因素应当是其经济势能，即是在全球经济网络中的地位。如果我们从中国所有城市(包括港澳台地区)的经济势能作比较，香港则是中国唯一的一个全球城市。这就是香港的优势。在21世纪全球4个城市网络的研究中，香港位列世界城市网络的前列地位；在亚洲与东京、新加坡并列；在大中华区域是唯一上榜者。近日中国社会科学院所做的世界性都会的排名中，香港更位列纽约、东京、伦敦等之后的第十位。
全球城市的研究专家，美国学者斯奇维·沙森曾经指出，全球城市的特征是以生产性服务业为主的城市，也即金融导向城市。至今为止，中国的城市中仅有香港是金融导向城市，而所有的内地城市基本上属于制造导向(包括珠三角的广州和深圳)。香港全球城市的功能具体地体现在全球高端服务业中的四大行业：会计、广告、银行金融和法律的跨国企业在香港的分布，在全球总排名为第四位。
香港全球城市的地位依赖于国际联系的积累、商业文明的沉淀，以及体制因素的培育。上百年国际网络的发展、国际形象、声誉和信用的建立，不可能如制造业般在珠三角地区短期达致，更不能如基础设施建设般靠大量投资推进。诸如上述“软体因素”，需要长期的培育和历史的积累。这就是即使今后广州、深圳的经济发展水平可以超越香港，但香港仍然还是中国唯一可位列全球城市或世界城市网络前列者的原因。这也是香港的优势所在。因此，中国的城市化需要借鉴、学习香港的城市发展经验。
在此，笔者更想就金融中心这一话题简单地提及笔者的体会。近年来中央政府全力支持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建立，这是一个具战略性意义的重大决策。在2009年伦敦金融城公布的第六期全球金融中心指数中，深圳首次上榜就位居第五，在内地和香港引发了很大的关注。大部分观点认为，上海、深圳的崛起将使香港金融优势逐步消减，香港地位将不保。
那么，形成金融中心，尤其是全球金融中心的主要基础条件为何？从目前全球金融中心的实际运行看，可以说，这个条件主要是法律体系，尤其是以英美法为主体的法律体系。以英美法律体系为主体的纽伦港(纽约、伦敦、香港)，其地位远远超越以德日大陆法律体系为主的东京、法兰克福金融市场。可以说，德日有很强的产业实力，也有巨型跨国公司为主的、开放的金融市场。但是，其法律体系限制了金融的全球营运能力。对照中国大陆，目前我国的法律体系主要的参照为德日体系，属大陆法系。这也就是上海、深圳金融中心的基础条件。香港作为中国唯一一个实施英美法系的城市与金融中心，今后与上海、深圳的关系，很可能会是纽约与东京的关系。上海、深圳的发展无法替代香港的地位。
总而言之，本文的主要观点可以归结为一句话：在中国进入未来30年的“转型崛起”阶段，香港的优势不再是硬实力，而是“软实力”。但是“软实力”的引进与学习需要更深刻的认识、耗费更长的时间和付出更大的努力。(作者为暨南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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