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
黄永华人生50年，前30年是一部贫穷少年的奋斗史，后20年是一名高官从权力的最高点走向“毁灭”的堕落史。
1956年大理开辟了新纪元，这一年大理白族自治州成立，4年后出生的黄永华，在他50岁时，成了大理建州以来行政级别最高的落马官员。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和恨，也没有无缘无故的堕落，在民间，黄永华已被视为不折不扣的政坛毒瘤以及生活腐化的代表。一路上，黄永华带着点点星光，走向陨落。
1贫穷少年
1960年8月，20岁的年轻女子黄春桃挺着大肚子，搭着货车，沿着那条尘土飞扬的土路到永平县看丈夫。13日，她在永平县生下一子，取名黄永华，名字中的“永”字即“永平”之意。一个月之后，尚在襁褓中的黄永华被母亲带回云龙县城的老家，那里有一间简陋的茅草屋，可供他们遮挡风雨。
2010年7月7日晨，云龙县城下起了小雨。50年前的那间茅草屋早已消失，过去黄春桃种过的蔬菜地早已被各种楼房、院落和商铺取代。如今老太太所住的，是一栋左三层、右两层的连体古朴砖房。这一天，黄春桃洗净双手，在二楼的香炉里点了几支紫色香火。
黄春桃本不姓黄，因为家境贫寒，4岁时被一黄姓人家收为养女，因此，她认为人生要感恩。在过去差不多一年的时间里，70岁的黄春桃每当清晨点燃香火时，总要在心里为大儿子黄永华默默祈祷。她已经有一年时间没有见到儿子了：“怎么也没有想到他会进去。”
这里是云龙县文笔街侧的一片居民住宅区，沿着一条幽静的小巷前行约30米，便能看到一道暗红色的虚掩铁门，铁门左边墙柱上，是一张被风雨侵蚀多年的八开纸，白底黑字，细辩是“李”“黄”两字。
黄春桃的丈夫赵学江于20年前去世。她本在大理下关和二儿子住在一起，住不惯时，就回老屋住些日子。楼房是二儿子靠做生意盖起来的，老太太说，黄永华没有出过一分钱，“他是靠工资吃饭的人，也不容易”。
50年前的云龙县城颇显萧条，它类似于一个村庄，举目都是茅草屋。这里有着黄永华贫穷的童年，“他很小就劳动，很苦的。”那些年，农妇黄春桃在石门11蔬菜生产队种蔬菜挣工分，丈夫赵学江则在永平县运输队赶马车。黄永华四岁时，两个弟弟相继出生，一家五口过得很拮据。
黄永华初谙人世便饱尝艰辛，家里都是吃饭的男人，黄永华作为3兄弟的老大，早早为父母分担起责任。“他一直都很简朴，更别说什么奢侈浪费。放学后，他会帮我挑粪、种地、做其他农活，学习也很上进。”黄春桃回忆。
2活跃分子
云龙县是大理州最偏远的县城，经济支柱是最传统的农作物，如烤烟之类。县城主城区面积约4平方公里，不需半小时就能将全城走完。这里至今只有两条主街道，呈丁字形，常住人口仅8千余。城边有条河叫沘江，夏季里，河水浑浊，奔腾不息。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和这里的河水一样，像黄永华这样的年轻人，一直在不停地寻找命运的出口。
尽管云龙已有2千多年的历史，但几乎没人在意这片弹丸之地，云龙这个名字甚至不及7公里外的诺邓白族小镇响亮。近几年，为让更多人知道云龙，当地政府将云龙县城所处地石门镇更名为诺邓镇。
直到高中毕业，黄永华从未离开过这座名不见经传的小城。
黄永华初高中时是著名的“活跃分子”。云龙县县政府值班室的杨某和黄永华是校友，他记得黄永华在云龙一中上学时，“热爱文艺，是校宣传队的，名气很大”。
黄永华的初高中都在云龙一中度过，6年里，如今已退休的赵光茂一直是他的班主任。在赵光茂30年的教龄中，黄永华显得出类拔萃，尤其是其文艺才华更让人印象深刻。那时，黄永华积极参加各种活动，并敢于在公共场合显示自己的歌唱特长。
面对记者，因“心情沉重”，老教师不愿意过多地谈这位一度让他骄傲的学生。
高三时，黄永华骑自行车参加一个亲戚的婚礼，不小心摔断了手臂，无法参加当年的高考，不得已在家干了一年农活，“当时家境并不好，还有两个小的在读书，他比较固执，随时都在念着读书”。一年后，黄永华通过复读，考取了大理师范学校。
1981年7月，黄永华师范毕业分配到云龙二中。云龙二中位于漕涧镇，离家有120多公里，更为偏僻。在学校，黄永华一直担任团委书记，因积极上进，于1983年入了党。在校期间，他认识了漕涧当地税务所姑娘小何，1985年，两人结婚。
1983年12月，因在学校团委的工作出色，经过组织考核，黄永华被调入共青团云龙县委，从此开始了他顺畅的仕途。
3业余歌手
黄永华进入共青团云龙县委时，其二弟赋闲在家，以杀猪谋生，小弟仍在读书。黄永华在共青团工作了约三年，先后担任共青团云龙县委副书记、书记一职，1987年升任云龙县委常委、宣传部长一职。
黄永华当年工作的地方就在如今的县委大院，尽管年代久远，但多个同部门的工作人员至今对他的依稀印象都是“比较能干，上进”。云龙县的一些政府人员描述，当年黄永华在云龙时，做事实事求是，人比较低调，在任何岗位都比较踏实。
文艺细胞的惊人力量推着黄永华一路前行。当年的那些职员如今都记得，这位长相平凡的领导有着一副令人羡慕的好嗓子。而在母亲黄春桃眼里，大儿子变得越来越“有文人的气质”，喜欢唱歌跳舞，特别爱好文艺，后来还喜欢上了画画、书法和兰草。
1992年，黄永华调任共青团大理州委书记、青年联合会主席，这一调动被视为黄永华人生的一个分水岭。
这期间，黄永华于1993年和十几名官员到省委党校参加学习。一名同学回忆，黄永华身高不足1米7，虽然当时就已开始秃顶，但他风华正茂，讲究穿衣打扮，显得时尚潇洒，“能歌善舞，表达能力非常强”。
然而，黄永华似乎不喜欢和同学往来，当时同学们都住在集体宿舍里，但黄永华与众不同，他的床夜夜都空着。“他好像住在城里，这样更方便他走上层路线。”当年的一些同学分析，黄永华正在暗暗积累仕途畅通的资本。
上世纪90年代初，比起国内的大城市，昆明并不算“前卫”和繁华，单位上有简陋的歌舞场地，人人都会在休闲时去吼上一嗓子，或是跳上一段华尔兹，而到真正的歌舞厅、卡拉OK厅消费，算是一种比较时髦奢侈的休闲方式。
在这批同学里，黄永华是第一个请大家吃饭、进歌舞厅的人，同学们被他带入了新鲜场所，此后大家轮流请客。同学回忆说：“他带的头，出手很大方，当时大家都说他唱歌有专业水平，他每首歌都会唱，有人还模仿他唱。”
好色官员
1996年2月开始，黄永华来到宾川县，陆续任宾川县委副书记、县长、县委书记，一步步地，他开始接近当地权力中心，直到手中实权在握。
黄永华在老家的名气也渐渐响亮起来。“他要是留在云龙，不会有所作为，云龙这个地方太小，困不住想一展宏图的他。”当地一名官员说。
儿子的一路升迁让黄春桃感受到了莫大荣耀，她说，在文笔街的这片住宅区里，“很自豪，出出进进，只要知道的人都很尊重我”。
但黄永华似乎忘记了自己的家乡。一位曾在云龙县政协工作过的老同志对他的印象是“高傲，特别是当了大官后，对自己的家乡也没有什么贡献”。云龙县教育局的一些职员称，虽然黄永华是从教育部门出去的，但他对当地的教育并没有做什么照顾：“只知道他的祖籍在云龙，他几乎不关心云龙。”
当年党校的同学也感受到了黄永华的变化：“大家都感觉他比较傲气，见面打个招呼，他就鼻子哼一声。”
今年6月17日，云南省纪委副书记、省监察厅厅长郭永东通报：黄永华曾与多名女性发生不正当两性关系，进行权色交易。宾川民间至今仍盛传黄永华被暗地里讽喻为“黄毛驴”的事情。当地一些中老年人介绍，黄永华刚到宾川担任县长那年，有人在电影广场的宣传栏上画了一幅毛驴画像，取名为“黄毛驴”，用以形容一个人好色，由于当时县政府机构中，担任要职的黄姓人员就黄永华一人，民间由此将这一外号安在了新县长头上。
大理州一些下乡考察的干部仍记得，当年到宾川检查工作时，就有基层干部反映，黄永华即将被提拔为大理州宣传部长时，有人表示反对，甚至将毛驴画像贴到了政府大院。大理州委一名政府人员证实，当年一些官员到宾川检查工作时，曾听到当地一些基层部门的人抱怨说，每次找黄永华汇报工作，都要去山庄。
当地民间传言，黄永华在宾川任职期间，曾和自己一个下属的妻子有染，该下属气愤不过，用刀扎了他的屁股。
大理州一名政府工作人员透露，黄永华在宾川期间所做的风流韵事，无论是民间还是政界都流传了多个版本。譬如，当地一妇女无学历文凭，原在一幼儿园工作，有几分姿色，善于交际，只要遇到权势官员就攀亲戚认哥哥。此女认识黄永华后，很快就成了公务员，被调到文化部门的重要岗位上，因黄的关系，此女很快又被调到大理州图书馆任党支部书记，可是才任职3天，便遭纪检部门调查并最终被判处有期徒刑4年。大理州图书馆一位工作人员证实，前半部分传闻真实与否不清楚，但的确在十年前一女子调入图书馆任党支部书记仅三天便被当地检察院带走了，“据说是贪污，这一度还在我们单位传为笑谈”。
“人生亮点”
上世纪80年代出现的歌舞厅，于90年代中后期开始在宾川风行，一政坛人士称，当时宾川的娱乐业走在了全州的前列。2000年前后，宾川县桑园公园附近的街道到处是歌舞厅和按摩厅。一名曾接近过黄永华的人士说，当时黄永华竟然不顾自己的县长、书记身份，为一些歌舞厅开业剪彩：“我就劝过他，你怎么说也是个一把手，怎么可以去那种地方？那是乌合之众才干的事，但他就是不听。”
黄永华在当地留下了一句名言，那就是“接待就是生产力”。
大理州政府一官员回忆，当年宾川的歌舞厅已渗透进了黑恶势力，为寻找保护伞，黄永华成了各歌舞厅争相抢夺的靠山，关于黄永华专享包厢新来小姐初夜的说法至今不断。
民间无法止息的传言几乎让黄永华的仕途走到了尽头。一监察人士介绍，当时黄永华就开始向上级诉苦，说自己在一个县干了那么多年，想回来了。大理州州委为此专门派人组织了一次考查，发现民间非议太多，“考查了两次，都没有通过，他的问题太多”。
另有说法称，当时，黄永华得到了一位领导的提醒：“你在哪里跌倒，就应该在哪里爬起来。”
黄永华开始了自我救赎。今天，黄永华仍被当地民众认可的业绩，就是花大力气对城建、交通的改善。横穿该县城区的桑园河，往年一到洪涝季节就污水泛滥、臭气熏天，漫入居民楼内的污水让两岸居民苦不堪言。为整治桑园河，黄永华曾向建筑商发话说，如不出力整治河道，今后就休想揽到宾川县的半个工程。开工后，为保证工程质量，黄永华还特意安排内行人士到工地监督。
当地人认为，黄永华民主作风欠缺，但执政能力则由此显现：“当年宾川城市的整治就需要这种独断专行的霸气，他说干就干，干出来也要得成。”
黄永华执政宾川期间，还修缮了凤太路等交通要道，其对宾川县城区破败摊点、铺面、棚子的整治，也让城市面貌大有改进。这些业绩为他在当地的正面形象增添了筹码。“他有过也有功。”当地人评价说。
独裁者
宾川县民间人士刘居士为多位当地官员算过命，也曾多次在不同场合和黄永华有过接触。刘居士曾因为一亲属的工作问题找黄永华，黄大笔一挥完成了一次权力范围内的调动，但是，刘居士所揣的5千元，黄永华分文未收。临走时，他只对刘居士叮嘱了一句：“将来帮我说句话。”刘居士说：“这个人的最大特点是坚持自己的意见，说一不二，直白地讲，就是独裁。”
一观察家说，黄永华是用自己的“独裁”整治了桑园河：“他透支巨额财政，撂下个烂摊子，继任者叫苦不迭，他在宾川做的只是表面工程。”黄永华在宾川留下的业绩，为自己的升迁捞到了政治资本，这名人士说：“搭花架子是黄永华的通病。宾川是热土经济，是著名经济作物的产区，比如白米、烟、甘蔗和香料，就自然条件来讲，远远好于云龙，黄永华在那里，总会有点成绩的。”
当上州委宣传部部长后，黄永华性格里独裁、专断的一面进一步膨胀，他的触角伸到其分管的文化系统，广播电视系统对他的意见尤其大。广电局行业人士切身感受到黄永华的主观和独断，多名干部向外界反映其在用人、经济上都超越了自己的权限。黄永华的独裁作风竟然让一些宣传部副部长成了有职无权的闲职，当时一副部长就因为觉得自己“和黄友华一起干不成”而主动辞了职。
宣传系统的底层工作人员对黄永华的意见也很多。黄永华手下的一名科长透露，黄永华在会议上总是大谈特谈清正廉洁，实际上却并没有组织大家进行过一次学习。“廉政工作不抓，让很多人敢怒不敢言。”在那些年的年度民主评议中，一政协委员对黄永华的评价就有“恶习不改，必有报应”的评语。
黄永华也许曾意识到自己的危机。某民主同盟人士透露，黄永华落马前，曾参加了一个关于西洱河文化走廊建设的讨论会，在会上，黄永华曾有这样的表态：“这个项目必须慎重考虑，要不又像情人湖那样，我们就会成千古罪人。哪怕明天我被枪毙，今天我也要把这话说出来。”
1999年，云南率先在全国提出了建设民族文化大省的口号，大理成为试点地区，这为黄永华施展才华提供了一个舞台。
“他有过人的智慧，能干，反应快。”在被提拔为副州长前，黄永华曾给大理制定了旅游事业发展的10个项目，这在前期得到了高度评价，因观念超前，州委某单位还特意请他为大家就此讲了一堂课。后来，考虑到这10个项目有好大喜功之嫌而未得以实施。
黄永华被提拔为副州长，不少人士认为这是他“善于走上层路线”的结果。黄永华分管烟草、旅游和文化，“这都是肥缺，也为他非法获取大笔资金铺开了道路”。
而当上了“大官”的黄永华更忙了。“他忙工作，只有春节和清明节才回家，有时候回来当天就被电话叫走了。”黄春桃说。
兰花玩家
黄永华越来越明显的“文人气质”，如今只能从当地的兰花市场看到一些影子了。
“中国兰花在云南，云南兰花在大理”。黄永华作为主管文化口的副州长，自然与兰花有点“交道”。2008年2月20日，他曾作为中国（大理）第六届茶花博览会、中国（大理）国际兰花博览会执委会主任，就“两博会”接受过中央电视台的采访，强力推介大理兰业。黄永华有如此发言：“各级政府对兰花产业的认识更深刻，支持兰花产业发展的观点更明确，政府支持力度更大。”许多养兰户也曾于2007年、2008年间在兰花交易中得到了实惠，因此，大理的部分养兰人认为，黄永华对大理兰业的推动不无贡献。卖兰户们说，黄永华在任几年，的确在电视等媒体上大力推介过大理兰花。
一些兰花销售商认为，前几年大理兰花价格惊人，兰花发展掺杂了社会不良因素，尤其有人借兰花洗钱，行贿受贿，兰市一盆兰花从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乃至几百万不等，兰文化就是所谓的玩兰、赏兰、养兰、藏兰，兰价的巨大落差蕴藏着让一般人很难识透的发财洗钱机关。有业内人士说：“官员的兰花一方面有人送，都是身份名贵的兰花，另一方面又有人买，质优价高。市场经济，你买我卖、合理合法，你不能说我贪污腐败，买的人形形色色，官员的巨额财产也来源不明。”
由于当地兰价近两年持续低迷，兰花市场甚至有商家认为这和黄永华事件有关。一官场人士称，黄永华与某养兰大户私交不错，黄从樊某人手里接过的所谓炒兰收入就不下500万。
而当地一与黄永华“见过几次面”的养兰大户对坊间传言嗤之以鼻，他解释，养兰是一种高雅的行为，赚的是品位和愉悦，玩的是一个人的心态，而且还受自然灾害、气候的影响。他说，兰市低迷是全国性的，而不仅仅局限于大理。
这名养兰大户承认，大理的确有个别官员通过兰花洗钱的行为，但凭借几个官员的力量根本无法影响庞大的兰花市场，从某种意义上说，兰花市场更受民间力量的影响。他说：“黄永华是一个有能力的人，将市场低迷归咎于他，这样的观点是非常浅薄的。”
腐败者
观察家认为，“黄永华没有高学历，没有过人的才华，一路升迁靠的是机遇和钻营”。刘居士认为，黄永华不到40岁就有了很高的发际线，嘴角的那粒大痣尤其惹眼，“这个人有福气，能说会道。但他是鼠命，鼠命之人小心谨慎，善于为自己积累权力和财富，但遇到关键问题时，往往就乱了分寸”。
在算命先生眼里有福气的黄永华，终究无法逃离法律的制裁。去年3月，有关部门向云南省纪委反映，黄永华近年来在因公出国（境）过程中，存在违反相关规定的问题。经过初核，去年6月23日，云南省纪委常委会议研究决定，并报中共云南省委同意，对黄永华相关问题立案，成立“6·23”专案组进行调查。专案组以查处黄永华违纪违法问题为突破口，结合在全省开展的工程建设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工作，对群众反映强烈的大理“太阳苑”、“南国城”、“洱海天域”等房地产开发项目中存在的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严肃查处。
今年4月，云南省纪委向外宣布，大理白族自治州原州委常委、副州长黄永华因收受贿赂、贪污公款等已被开除党籍、公职，其涉嫌犯罪的问题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6月17日，黄永华案件被列为云南省去年以来重大典型案件再次进行通报。
纪检部门查实，2002年至2009年间，黄永华在任大理白族自治州委常委、州委宣传部部长、州人民政府副州长期间，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利，先后收受私营企业主和有关单位人员贿赂人民币223万元及价值港币3.7万元的欧米茄手表一只，贪污公款共计人民币8.25万元，收受他人礼金4.8万元、美元4000元、港币9000元。
“6·23”专案涉及领域广、涉案人数多、涉案金额大、案情复杂，共涉及违纪违法党政干部17人，其中厅级干部（黄永华）1人、处级干部10人、科级干部6人。至今年4月，全案已移送司法机关处理12人，挽回经济损失5000余万元。省纪委有关负责人要求，各级干部要从黄永华腐败案中吸取深刻教训，做到防微杜渐，警钟长鸣。
大理当地的一名政府人士说，2009年是大理的丰收年：“没有出什么业绩，但抓了很多贪官。”
而在网络世界和坊间传闻中，黄永华的腐败行为还涉及到当地风景名胜区鸡足山，“他信佛，却又鬼迷心窍，连佛祖的钱也敢拿”。从2006年至2008年的报道看，黄永华和鸡足山的确关系紧密，他曾多次对干部职工、寺院僧侣进行慰问，或参加各种庆典活动，据可靠消息透露，在迦叶寺的修缮工程中，黄永华就资助了1万元。当地反腐人士张金荣在自己的博客及多个论坛网站指出，他通过多方调查核实，浙江神雕公司在鸡足山金顶寺金殿的实际用铜大大低于外报数字，差额部分被黄永华等官员转化为金条。但纪检部门未对此传言作出证实。
2006年底，大理正处于推介阶段的南国城举办了一次国际诗歌及书画艺术活动，时任大理州常委、副州长的黄永华出席，并对南国城进行了多番推荐，他认为南国城是投资者的财富宝地、旅游休闲者的亮丽风景点。然而，今年7月8日晚，中央电视台却曝光了大理南国城一房多卖、当地政府多个部门一路开绿灯，让开发商违规通过审批一事。
受审者
直到现在，黄永华的妻子何某还是某机关的一名普通公务员。电话中谈起黄永华，她无法掩饰自己的激动情绪，对于丈夫，她只说：“黄永华贪污犯罪，法律会制裁他，法律是公正的，犯法的人最后都会被一一制裁。”她认为，坊间种种传闻是“没有证据的造谣”。问她作为一个妻子有没有委屈，她说：“无所谓委屈。”
记者在大理深入调查并采访黄永华家属及各方知情人士的过程中获悉，黄永华案已于6月21日在昆明一家法院开庭，黄永华站在被告席上接受了法律的审判。黄的家属中有人到场参与了旁听。黄永华的二弟说，庭审时，“哥哥情绪还算稳定，要我们好好照顾自己和家里的老母亲”。目前案件尚处于等待一审宣判期间。开庭的消息，在之前的所有媒体上均未找到蛛丝马迹。
黄春桃说，二儿子住在下关某小区出租房里，这里没有人知道他有个当副州长的哥哥，也没有人知道这位面善的老太太有个当副州长的儿子。曾经，黄春桃为培养出了一个当人民教师、副州长的儿子感到骄傲，她说：“如果一直是老师，做一个普普通通的人，结婚成家生儿育女，现在他也会平安的。”
在黄永华被纪检部门带走好几天后，这位老太太才知道儿子被抓的消息：“我不相信，到底是为什么？我想不到会发生这样的事。真是太伤心了！”一年来，为了老人的身体，黄家人都没有告诉黄春桃大儿子被抓的真正原因，“他二兄弟去看他，他问我身体好不好。我好啊！可是他到底出了什么事儿？我现在一概不知道，会天天想。”
黄永华落马的消息像长了脚一样很快跑到了云龙县。黄永华当年的那位校友说，黄被上边找去谈话那天，“我们下边几个小时后就知道了，这就是他的命”。
如今，云龙县城四处都在大干快上，建设新的居民楼。从云龙到下关的公路，已经开始了扩建，这里的人们，再等一年就不必在大山深处往返颠簸了。那个偏僻得让黄永华几乎忘记了的县城，正在奋力往前行走。
每个清晨，很多笃信小乘佛教的云龙人都会在自家门前燃上一炷香，祈祷家和万事兴，祈祷全家人平安幸福。文笔街的这片白瓷砖居民楼总是烟雾缭绕，内里的寂寞或繁盛，欢喜或哀愁，只属于居住在其中的人们。
“错了就要认识自己错了，以后有机会好好做人。50岁的人了，哪样该做哪样不该做，他应该知道。”黄春桃说。一年了，这位老太太一直没能见到儿子黄永华，日子一天天过去，她变得无奈但却平静了下来。
本报记者 刘木木 邓建华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