羊城晚报记者
张演钦
大学是社会的精神灯塔，应该是超然、冷静地观察、研究社会和批判社会的。
———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袁伟时
当精神虚脱后，大学就开始过分地赶时髦，成为服务站。———复旦大学校长杨玉良
最近几年，关于中国大学充盈我们耳际的新闻，更多的是拼状元互不相让，争排名不惜“潜规则”，抢经费多多益善，比级别津津乐道……
乍一看去，大学领域好不热闹，但其中一个主旋律却是排“位置”、要“面子”、拼“政绩”，社会的陋习、时代的痼疾，轻而易举就能在大学里找到。难道，中国的高等学府早已不再是象牙塔，而且已被社会绑架？
拼状元 挣名声
均为“形象工程”和“政绩思维”，高校注重的是能展示办学成绩的各类数字，能招到多少“状元”于其中十分重要
2010年7月，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分别向外界通报了高考招录情况，其间数据令人费解。
7月17日，北大宣称：六成以上状元读北大；7月19日，清华宣称：九成理科头名报清华。人们发现，两校公布的各省尖子生报考录取情况、文理科分数线等统计数据明显“打架”，两校状元之和竟远远超出了全国状元的总数！
此事堪称黑色幽默。
舆论为此哗然，事件被称为“北大清华状元门”，遭来广泛的质疑和批评。
清华大学官网上，招生办主任孟芊有一篇文章对此做了解释———作为一流大学，如果满足现有的体制和办法，把眼光盯在几个状元身上，是远远不够的，而应该更多考虑如何在人才选拔中，起到引领和示范作用。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孟芊也表示：“今年公布数据的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之前有报道说八成以上的状元被其他大学录取了，这意味着清华只录取了不到两成的状元。很多媒体、考生及家长因此非常关心清华的情况，社会上也产生了一些误解和猜疑。这次我们就状元的话题接受媒体采访，公布统计情况，是近年来迫不得已的第一次，而我更希望的，这也是最后一次。”
昨天，羊城晚报记者打开北大招生网，“文理状元双双进入北大”、“文理状元花落北大”这样的文章题目依然醒目地闪烁着。
对于孟芊“迫不得已”的解释，教育专家熊丙奇在博客中表态说，这无非是借“状元”之名声，打造当地教育和学校办学的“光辉业绩”。
除了“拼状元”，熊丙奇还披露，最近几年，全国各高校公布的院士数，加起来也远远超过了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公布的编制在高校的实际院士数。原因和北大、清华解释“状元门”一样，也是“统计口径”不同，高校公布的院士数，是把人事关系不在学校、仅为学校兼职教授、顾问教授的院士也计算在内的。之所以这样计算，不只是名誉，还有院士所掌握的各类资源，比如许多科研项目、奖项的评审资格。
拼状元，拼院士，在熊丙奇看来均为“形象工程”和“政绩思维”———高校注重的是能展示办学成绩的各类数字，而在人才培养领域，招收到多少“状元”无疑是十分重要的数字之一；为了获得好看的数字，学校会想方设法采用有利于自己的“统计口径”。
熊丙奇一语中的。
放眼过去，“形象工程”和“政绩思维”在中国高校比比皆是：各种名目的大学排行榜，敏感的行政级别，虚高的就业率……
拼排位 抢资源
排名的先后直接影响学校的社会声誉，从而影响生源质量、经费数额、生活待遇等一切需要政府更需要社会支持的资源
“社会评价”让不少高校越来越紧张，甚至被牵着鼻子走———无论这种评价是来自官方的制度性规划，还是民间评出的各种各样的大学排行榜。
每年都会公布的名目繁多的大学排行榜，牵动着许多高校的神经，许多大学为此明战暗战。在“历年大学排行TOP10对照”表中，清华连年独占鳌头；而另一排行榜则说，2010中国大学600强揭晓，北大连续3年蝉联第一；还有一个榜单则大搞平衡，称清华北大“并列第一”。
大学排行榜发展到今天，花样百出，有机构评出了“中国最受媒体关注大学排行榜20强”，“北大和清华最受媒体青睐，上一年度(2009)新闻报道均高达20多万篇”；某机构今年甚至还开发出了与大学精神毫不搭界的一个新产品———“2010中国大学富豪校友捐赠榜”。至于近期“浙大上海交大挑战清华北大”的消息，更是透露出一股火药味；异曲同工的是，此前有“人大”学子因不满大学排行榜而状告炮制者。
虽然华南农业大学副校长温思美笑言：“不能简单地指责排行机构，因为没有权威部门制定过相关标准。”广外副校长顾也力也表示：“对排行榜不太当一回事，也就是一个参考。”但是，有的高校对各种大学排名却相当敏感。2009年，某大学排行榜制作者被指收取高校赞助，指责者言之凿凿，有高校为了挤进榜单的较好位置而想尽办法“潜规则”。
仅仅是因为虚荣吗？
2009年《人民日报》披露的一份成都某大学高教研究与评估中心主办的2004年高教研究与评估简报上，是这样描述某大学排行榜的：“排名的先后直接影响学校的社会声誉，从而影响生源质量、经费数额、生活待遇等一切需要政府更需要社会支持的资源。”除此之外，真正让高校不得不十分在意的，是国家工程如“211”、“985”等。进入“211”、“985”名录，就意味着稳获高额的拨款和良好的声誉。
华农副校长温思美说，“211工程”产生了非常正面的作用，但客观上也造成了一些被人诟病的地方：通过行政手段以及划拨指标的方式整合大学资源，行政成了指挥棒，高校不得不围绕着权力转，而资源却未必就能因此得到合理的配置。温思美告诉记者，一些本来很好的学校因为行政、指标问题，没有进入211，教学、发展受到一定影响，如东北某工学院、河北某大学等；一些不好的学校却进了211———“可以说，1/5的211学校是三流学校，我随便都可以数出十个八个。”温思美透露，211对学生学习、就业也有相当影响，某些单位就明确表态不要非211学校的毕业生，结果这些年轻人连参与竞争的机会都提前丧失了。传统中国讲究出身，如今波及大学校园，除了痛心还是痛心。
顾也力说，钱学森提出大学如何培养大师的问题，至今211、985都没有解决好，“是否应该反思我们的教育理念和做法了”？
拼级别 保乌纱
“任何学术权力都是行政权力，不能截然对立。当社会习惯于以行政级别衡量地位时，取消高校的行政级别就是贬低教育”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新教改草案探讨大学去行政化，引发了各界的深刻反思和热烈讨论。
天津团开放之日，羊城晚报记者采访时发现，代表名册里两名大学校长的名字后面的括号里写着“副部长级”，一是南开大学校长，一是天津大学校长。这或许并非两位校长的本意，或许他们事先也不知情，但刺目的“副部长级”，体现的却是社会对大学校长行政级别的高度“敏感”。
也就是在这次“两会”上，南开大学校长饶子和在谈到高校去行政化时曾披露：“很多教授不愿意当教授，更愿意去当处长。”
为什么教授热衷当处长？官本位思想侵入高校使然。
羊城晚报记者曾采访北京师范大学校长钟秉林、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学前教育系主任刘焱等：大学“去行政化”会不会损害高校和教授的尊严？他们的回答是“不会”，而且恰恰相反，去行政化会为高校尊严增色。
不过，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的观点则与之相反，他认为，把学者放在一定的行政岗位上，恰恰不是行政化，而是尊重教授。从学术评价来看，任何学术权力都是行政权力，不能把两者截然对立。“当社会习惯于以行政级别来衡量单位、机构与人的地位时，取消高校的行政级别就是贬低教育。现在我可以找北京市长、副市长，取消以后我肯定找不到了。”纪宝成说。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副校长顾也力对大学去行政化有一番合理的解释：“取消行政级别，你还是大学校长，权力和职责一点没有变。大家接待你，因为你是大学校长，而不是因为你是副部级或者厅级。有人说什么‘社会习惯于以行政级别来衡量大学的社会地位’，那只是官员以此来衡量自己的社会地位罢了！老百姓可没这么看，社会看的还是办学水平。有的人把大学校长的级别看成乌纱帽，把大学看得和官场差不多，这样他要负责的主要就是上头，而不是服务于师生……高校行政化，只有负面作用，没有正面意义！”
“社会习惯于以行政级别来衡量大学的社会地位”、“取消高校的行政级别就是贬低教育”等等说法，似乎显示中国大学已经被“行政级别”绑架了，行政权力会不会因此就可以对大学为所欲为？
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袁伟时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认为，一些人利用权势谋取学术地位和学术名誉，至少已经让中国大学蒙羞。
中山大学教授谈大学精神：必须持续批判社会
大学，必须持续地批判社会
———著名学者、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袁伟时谈真正的“大学精神”
羊城晚报：袁老师，何谓大学？何谓大学精神？
袁伟时：全世界有约定俗成的标准———大学是传承和推进人类文明的地方，是学术、思想、文化更新的中心。现代大学的灵魂是大学自治、思想自由。最近温家宝总理讲过，大学要有“办学自主权”，师生应该“独立思考自由表达”。这就是大学精神的概括。
但是，现在我们的一些大学片面强调培养工程师、专家，而缺少现代公民应有素质的培养，培养出来的学生人文素质很差。与此同时，创造精神受到很大的损害，没有培养出学术、文化领域的领军人才。人文社会科学一塌糊涂，即使是自然科学和技术学科，也和世界差一大截。面对这种状况，怎么办？一方面高等教育在发展，但另一方面，根本的指导思想还没有跳出计划经济体制的思维模式。中国大学问题的根源就在此。现在市场经济发展了，商业化的弊端又侵入到学校。中国的大学教育何去何从？这是一个非常尖锐的问题。
羊城晚报：我们的大学应该怎么办？
袁伟时：温家宝总理看到了这一点，他不断地请教一流的科学家如钱学森、王大珩、朱光亚等，这些人都是解放前国外一流大学培养出来的，大家都在为中国的学术、文化发展担忧。作为最杰出的爱国主义者，他们一致认为，中国教育存在根本性的缺陷，没有办法培养出能够在世界学术领域里领导潮流的人物。现在的大学生，五年十年后，应该成为各个领域的骨干，二三十年后，成为决定中国命运的人物。现在怎样去培养这些人才呢？
中国的大学应当改革，改革的前提是坚持现代大学制度，充分保障办学的自主权，保障自由思想、独立精神。现在一般来讲，对自然科学的干预比较少，但对人文社会科学的干预比较多，而决定国家命运的常常是后者。引领学术发展的往往是少数派，假如他和主流一样了，他就没有创新。凡是创新的人一定是偏离主流、突破传统的，在大学里能不能尊重这些人？杰斐逊说：“自由是科学和道德的伟大母亲。”著名哲学家詹姆斯在谈“真正的哈佛”时说，“最值得人们合理仰慕的大学是孤独的思想者最不会感到孤独、最能积极深入和能够产生最丰富思想的大学。”因为这里有“对例外和奇特的宽容”！
羊城晚报：复旦校长最近批评现在的大学“精神有点迷失，出现了比较广泛的精神虚脱”，您怎么看？
袁伟时：大学人文精神的核心就是现代公民社会的核心价值。政治家和政客的差别，在于政客只求眼前利益，而有远见卓识的领导者既要考虑目前更要考虑长远，而且目前和长远要结合起来。我们希望大家看得远一点。除此以外，要培养一个知识阶层，一个国家也好，一个学校也好，这一阶层应该有非常丰富的知识，能够传承人类的文明，能够接受古今一切的优秀文化，不会以狭隘的地区的眼光、民族的界限，排斥其他文化。我想我们的大学有了办学的自主权，这些很容易就会涌现出来。
羊城晚报：有人说，大学是社会的精神灯塔，但为什么大学却在向社会四处张望？
袁伟时：大学是社会的精神灯塔，这是对的。大学应该是超然的，是冷静地观察、研究社会和批判社会的。不要以为提出批判就不好了，没有这样持续的批判，历史就没有办法前进。一方面我赞成揭露、批判大学的阴暗面，但另一方面，也不能片面地把大学说得一片黑暗。大学有不少人，一些领导人、不少学者，正在兢兢业业工作，中国的大学还是有希望的。你看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在批判大学？就是希望大学前进，这是改革的动力和基础。
羊城晚报记者 张演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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