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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在十岁时还出版了多本选粹本报记者杨宁摄
这是一个在外界眼中有些神秘的群体。对于自己喜欢同性的性向，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都选择保持沉默。 “同性恋这个词成了一种污名，带上一种贬义，被妖魔化了。”张北川说，他用“同性爱”来称呼这个群体。
在《朋友》终刊里，海阳这样写道：“那是我终生难忘的经历……我用业余时间恶补了往期《朋友》的内容，很快便度过自我认知的关键阶段。我似乎经历了一场蜕变，明晰了自己基因中有着异于常人却又再正常不过的片段，我的爱神之箭不再彷徨在半空中颤抖着打旋，美好的生命体验在看清了自我后重新启程，阴霾的天空从此放晴了。”
1997年，青岛有了松散的同志志愿者队伍。2002年4月，青岛同志志愿者队伍正式命名为青岛阳光志愿者工作组。而现在，青岛面向男同性爱者的民间组织已有了八九个。 “《朋友》虽然停刊了，期待朋友们发挥更大的作用。”志愿者阳阳说。
本报记者廖雯颖
8月2日，周一，盛夏的青岛有些闷热，微微有风。爬三层楼，拐个弯，经过坐在板凳上择菜闲聊的几位大婶，钻进电梯再升16层，在光线昏暗的走道里敲开紧闭的门，张北川和“朋友”项目组的办公室就设在青岛市北区一栋有些年头的民宅里。
门里仿佛另一重天地。明亮的阳光洒在堆满资料的桌上，白色衬衫戴着眼镜的张北川坐在桌后，三个志愿者女孩在一边兴奋地与他交谈。
办公室里，张北川主编的第74期《朋友通信》(以下简称《朋友》)已经所剩无几，绝大部分《朋友》早已在两个月前邮寄出去或送到各地小组再分发。因为赞助方福特基金组织不再提供资金支持，《朋友》，这本目前国内唯一一份“学术本位”、面向男同性爱群体提供性病艾滋病健康教育与干预的健康刊物在坚持了13年后，已于今年6月底停刊。
终刊辞里，张北川用“曲终歌犹在，山花点点红”来送别《朋友》。张北川认为，荒漠的时代已经过去，如今已有不少同性爱组织积极为自己的社群争取权益，从传播知识、宣传理念的层面，《朋友》完成了它的使命。
“当时我非常孤独，最渴望的就是找到一个跟我一样的人”
这是一个在外界眼中有些神秘的群体。对于自己喜欢同性的性向，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都选择保持沉默。
“同性恋这个词成了一种污名，带上一种贬义，被妖魔化了。”张北川说。他用“同性爱”来称呼这个群体，“Homosexuality最初翻译进入中国就用的是‘同性爱’这个词”，而且，“爱是美好的，平等的，未被污染的。”
而男同性爱者们也不用“同性恋”来称呼自己，“同志”和英文的“gay”是他们更愿意用在自己身上的说法。同志有“志同道合” 的原意，而在英文里，“gay”还有一层意思，“快乐、愉悦”。
然而现实是，gay们很难在gay的身份下真正地快乐起来。
“现在这种环境我不可能‘出柜’的。( “出柜”，同志专用语，指公开自己的同性恋取向——编者注)”42岁的烨璇摇摇头，叹了一口气。他说话声音轻柔，目光温和，穿着一件“levis”的白色T恤，浅蓝牛仔裤，看上去很年轻。
烨璇的父亲几年前就去世了，目前他跟退休的母亲合住，只有周末的时候能与男友相聚，被朋友笑称“周末夫妻”。出柜的代价太大了，他不愿面对周围人知道他是“同志”后随之而来的流言飞语以及不公平对待。
“我妈妈知道我是gay。她没有说什么，默认了。”烨璇开明的母亲让他的不少同志好友羡慕不已。
很早以前，烨璇就知道自己跟正常的男孩“不一样”。他惊恐和无助地发现，他对于同龄女孩毫不动心，却对男孩有了特殊的感觉。生长在改革开放初期一个经济并不发达的小城，没有接受过任何同性恋知识的烨璇以为自己心理有病。
“当时我非常孤独，最渴望的就是找到一个跟我一样的人。”
烨璇不敢透露出一丝自己的“异样”，当时追求同性被视为一种人品低劣猥亵的表现，是会被以“流氓罪”抓起来的。
27岁那年，烨璇不堪忍受“大龄未婚”的舆论压力，辞去了稳定的公务员工作去了韩国。出国后他发现，“外面的世界那么辽阔”，自己也并非不正常。他结交了韩国男友，有了不再压抑的感情生活。
大约10年前，还在韩国的烨璇偶然从朋友处看到了张北川主编的《朋友》。“我的感觉是，中国逐渐开放了。”这个积极信号让他备受鼓舞。
考虑到母亲年迈独身，烨璇去年从韩国回了山东。“其实国内的环境还是比较压抑，社会上对我们还是有很多误解和歧视。但母亲年纪大了嘛。”
烨璇说，现在的同志至少在获取信息方面还是有很多渠道的，不像三十年前的他，没有任何书刊杂志可以阅读，也没有任何人可以倾诉。
烨璇现在过着一种安静而低调的生活。他最大的希望是，身体健康，照顾好老母亲，和男友相处融洽。
“我似乎经历了一场蜕变，明晰了自己基因中有着异于常人却又再正常不过的片段”
8月3日下午，27岁的海阳望着窗外的天空，带着显而易见的惆怅表情告诉记者，以前每逢双月月末《朋友》集中邮发的时候，他都会去帮忙，现场会有很多志愿者，大家边聊边干活，有说有笑。“现在《朋友》停刊了，我又少了一次跟朋友们聚的机会。”
那种无拘无束、自由畅快的气氛让他发自内心地感到高兴，“而且，我觉得我是在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7年前，20岁的海阳惊愕地发现自己对从小一起玩到大的男性好友有了超越友谊的感情，他不明白自己这是怎么了。“在高中时我还曾有过女朋友！”海阳挑了挑眉毛，笑着摇摇头，“我算是感情比较晚熟的人，很迟才醒悟，加上父母都是普通工人，家庭教育很传统。”
迷茫无助下，海阳把这个秘密告诉了好友。
“我不是真的要他回应我的感情，只是想寻求他的帮助，我们认识很多年，彼此都很信任。”海阳回忆起当年表白的瞬间，喜欢打篮球的健壮好友听完以后，也不知该说什么，只是摸着头呵呵地傻笑了几下。
“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尽管表白最终无疾而终，但海阳还是很感激，多年来两人关系一直很铁，好友始终帮他保守着他同性性向的秘密。
2003年10月的一天，在志愿者朋友的引荐下，海阳走进了《朋友》项目组的办公室，第一次见到了张北川。
“当时张老师就坐在我们中间接电话，抽空跟大家聊天。”那些话题令当时还没“脱敏”的海阳听得面红耳赤，却又津津有味。
在《朋友》终刊里，海阳的《送别挚友》 这样写道：“那是我终生难忘的经历……我用业余时间恶补了往期《朋友》的内容，很快便度过自我认知的关键阶段。我似乎经历了一场蜕变，明晰了自己基因中有着异于常人却又再正常不过的片段，我的爱神之箭不再彷徨在半空中颤抖着打旋，美好的生命体验在看清了自我后重新启程，阴霾的天空从此放晴了。”
从此海阳便积极参与到“朋友”项目的志愿者活动中，7年来只有三四次因为各种原因错过邮发《朋友》的日子。
之后海阳还加入青岛阳光同志工作组，逐步担任热线员、宣传员、文体活动组织者和阳光网站副总版主，并在去年成为一个涉及男同性爱者和艾滋病感染者的公益项目受聘人员。
“我现在还没有男朋友。”海阳说，感情这种事不能急，何况自己的生活中并没有太多机会能跟人深交，找到一个合适的人不容易。
“那将来怎么办呢？你打算‘出柜’吗？”
“不……”海阳立刻摇头。“我不打算让父母知道。”为了不让父母将来操心，他还曾犹豫过是否要有一个“形式婚姻”，但其实海阳并不希望走到那一步，“‘形式婚姻’比一般的婚姻麻烦百倍，而我并不打算要孩子，离婚的话对女方伤害太大，于人于己都并非好事。”
关于未来的这些问题，他一想起来就有些头疼，只好安慰自己，“还年轻嘛，先干好工作。”
“《朋友》虽然终刊，期待朋友们发挥更大的作用。”
对于海阳的好友阳阳来说，他的同志生活则有更多的挫折与阴影。除了是“同志”，他还有更为边缘而隐秘的一重身份——艾滋病感染者。7年前的重创如今已逐渐平复而深藏心底，阳阳正努力让生活和他的网名一样，拥有“好灿烂的阳光”。
2003年冬天，阳阳还在上大三。一次无偿献血后，疾控中心的人员找上学校，告知他感染了HIV。获悉噩耗的阳阳走出学校医院，在雪中的操场上漫无目的地走着，满脸泪水混合着雪水。他愤怒地质问当时的男友，对方却含糊以对，并迅速更换了手机号码消失不见。
阳阳陷入了人生的黑暗期。“那段时间，我切断了与从前的同志朋友的一切联系，不主动联系他们，连张老师也不联系了。”
毕业以后，阳阳来到了青岛工作，开始新的生活，并因为同伴的鼓励，他又开始慢慢敞开心扉，接近正常人群，也更理解了张北川的工作和用心。
阳阳一直对张北川和《朋友》 怀有一种歉疚：“我2002年就看到了《朋友》，却没有按照上面写的预防艾滋病做法做，感染了HIV，有他(前男友)的责任，也有我自己的过失。”
如今他有稳定的男友，两人一起住在租来的房子里，一起为生活打拼，同居的生活要瞒着父母，瞒着周围邻居，瞒着同事，“很辛苦。”但是他们宁愿如此。如果选择出柜，就会有意想不到的各种歧视和伤害，牺牲太大了。
没有感染HIV的男友有时会不无担忧地对阳阳说：“要多赚钱。以后你要是住院了，总要钱吧。”对此阳阳只能报以歉意的笑。从去年起，他的免疫力就已经下降到必须依靠服药来维持稳定。刚服药的第一个月，因为“鸡尾酒疗法”里那味主药对肝肾的损害很大，阳阳的身体出现严重的皮疹，“全身长满红斑，像得了皮肤病一样”。
“很痛苦，我都为他难过，但他挺过来了。”海阳很佩服阳阳的毅力。
对于某些人把男同性爱群体和艾滋病对等起来，认为“同性恋就是滥交和艾滋病”，张北川感到某种愤怒。他在自己的博客里写道：“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对于同性恋与艾滋病的问题，我国的主流社会缺乏客观公正的、实事求是的态度，他们更多是选择了回避，却又不自觉地去扭曲和误解，既不愿公开探讨认识，却又在大众媒体上时不时报道一些负面消息，使得公众更容易去歧视和误解。我们在标榜科学理性，却在这个问题上缩手缩脚、不敢正视，这不能不令人感到遗憾。”
业余时间，阳阳都投入了青岛爱心行工作组的志愿工作。爱心行工作组是专门致力于改善青岛艾滋病感染者治疗环境和生存质量、控制HIV传播的民间组织，所有的志愿者都是HIV阳性人士，已经建立起青岛60多位HIV感染者的资料库，并与他们保持密切联系。
1997年，青岛有了松散的同志志愿者队伍。2002年4月，青岛同志志愿者队伍正式命名为青岛阳光志愿者工作组。而现在，青岛面向男同性爱者的民间组织已有了八九个。
“《朋友》虽然停刊了，期待朋友们发挥更大的作用。”阳阳说。
（本报记者刘玉彩对本文亦有贡献。文中除张北川外，涉及人物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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