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和：云南是亚洲地理中心

　　800余精英齐聚春城共议西部新机遇

　　

　　2010年“长江夏季论坛”昨日在昆举办

　　

　　西部将成中国经济新增长点

　　由长江商学院、云南省人民政府主办的“长江夏季论坛”，昨日上午在昆明胜利纪念堂隆重开幕，来自全国各地的800多名政、商、学界领军人物、优秀青年企业家云集昆明，为后危机时代的西部新机遇建言献策。云南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白恩培，云南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杨应楠，云南省委常委、昆明市委书记仇和，云南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张田欣，云南省委常委、迪庆州党委书记齐扎拉，云南省副省长顾朝曦等省委、省政府领导出席了本次论坛。

　　当前，处于后危机时代的中国正全面反思过去30年的经济增长方式，中央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政策正在全面推进。拥有丰富资源优势、产业转移优势、多样深厚的文化优势以及对外开放政策未来红利的西部地区，未来如何面对经济结构调整和战略性产业西移？在昨日的论坛上，来自各界的专家学者和企业家们进行了深入的交流和探讨。同时，各界精英也对面向西南开放桥头堡的云南，将以什么样的产业定位、经济政策和发展目标抓住产业西移的战略机遇，成功实现经济发展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双重目标提出了中肯的建议和规划。

　　白恩培在论坛上表示，过去的一年对于云南省来说非常不平凡，不仅经受了金融危机的强烈冲击，也遇到了百年不遇的干旱灾害，但在多方的努力下，云南不仅沉着应对了危机，也夺取了抗旱救灾的初步胜利。“就是在去年金融危机那样的形势下，我省的GDP仍保持了12%的增长速度，今年遭遇了百年一遇的干旱，一季度GDP增长仍然保持了15%的速度，更可喜的是，上半年我省工业增加值将不低于20%。”白恩培说。

　　“这次论坛的主要内容，是研究后危机时代的西部发展新机遇，云南要紧紧抓住这次机遇，把桥头堡建设作为云南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拓展外向型经济发展空间，以东南亚、南亚为重点，以通道、平台、基地、窗口建设为突破口，围绕通信交通、现代物流、特色优势产业、金融服务、生态环境、社会事业等各个方面，努力推动各项事业的全面发展。”白恩培说，目前由国家发改委牵头、60个部委参加、近200人组成的调研组正在云南分为12个小组进行调研，全力制定好桥头堡建设规划。

　　长江商学院创办院长项兵说，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西部将有可能成为中国今后经济增长最活跃、也最受瞩目的地区。“本届论坛的主题将涉及中国西部如何在这次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发展为内需型创新型经济的新引擎等内容。”项兵说，希望用三年或者更长的时间，把“夏季论坛”打造成中国商界和东盟商界交流、沟通的重要平台，为中国和东盟商界互动、互惠、互利，做出贡献。

　　仇和：云南是亚洲地理中心

　　

　　仇和：云南省委常委、昆明市委书记

　　

　　如果站在北京看云南，云南是边陲，是遥远贫穷落后的地方；但是站在地球看云南，云南是改革开放的前沿。

　　虽然昆明是内陆城市，但昆明的诸多优势是沿海和东部很多城市不具备的。首先，昆明的产业集中度和社会聚集度很高，云南省的零售商品总额40.7%在昆明，昆明市的贷款余额占云南省的62.9%，进出口贸易占云南的76.7%，昆明规模以上工业增长值以及固定资产投资都占全省的1/3。同时，全省的人流、物流、资金流都以昆明为中心辐射开来，昆明所扮演的角色不单是省会城市，还是经济体、文化体、生活体、生态体的结合。所以，假使企业选择项目落地昆明，那就等于拥有了整个云南的市场。

　　更重要的是，昆明还是面向南亚、东南亚、西亚、南欧、非洲的区域性国际化城市。从全球的范围来看，云南其实是亚洲的地理中心，云南面对的是南亚、东南亚、西亚、南欧、非洲5大区，23亿人口和107个国家，仅南亚、东南亚十几个国家，就集中了全球70%的华商和90%的华商资本，想想都知道合作潜力有多大。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30年沿海30年沿边，如果站在北京看云南，云南是边陲，是遥远贫穷落后的地方；但是站在地球看云南，云南是改革开放的前沿。

　　顾朝曦：西部新机遇就在云南

　　

　　顾朝曦：云南省副省长

　　

　　建设一条由云南经缅甸直达印度洋的国际大通道，可使中国改革开放打开全新的格局，让中国拥有两个洋。

　　后危机时代的西部新机遇在哪里？我认为在云南。这一切需要依靠大通道的建设。云南有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是南亚次大陆和东盟跟中国相交会的一个接合部，我们有东盟自由贸易区的10个国家约5亿人口，还有南亚国家，贸易总额达到1.2万亿，这是全球的第三大市场。云南地处接合部，理应成为枢纽，所以桥头堡建设很自然就来到云南。

　　比方建设一条由云南经缅甸直达印度洋的国际大通道，可以一举多得，使中国改革开放打开全新的格局，让中国拥有两个洋，为中国南部、中东、南亚、非洲的货物运输、人员往来提供更便捷的通道。同时，这将促进中国参与国际经济合作，让中国对世界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项兵：中国需要“江洋大盗”

　　

　　项兵：长江商学院创办院长

　　如果政府在配置资源上作用过大，会让很多企业家考虑如何对付政府的政策，而不是修炼管理内功。

　　我国参与全球竞争的模式必须有一个根本性的改变。在过去，我们大多依靠成本优势，靠价格竞争来PK全球，参与全球竞争，这个模式的局限性一目了然。当我们国家的GDP占世界2%左右的时候，中国威胁论不是很高，但如果现在还延续这种发展方式，我们受到的抵制有可能会越来越大。从国内来讲，超越价格竞争，就需要打造一批伟大的中产阶级、伟大的商业机构为我们的转变发展提供支撑。所以，未来竞争的核心，必须是价值竞争，至少一部分企业要一步一步地实现价值竞争，而不是价格竞争。

　　大家对江洋大盗的仇恨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必须意识到，一个系统之中，尤其在企业竞争层面、创新层面，一定需要江洋大盗。就像小学生上课一样，如果大家都服服帖帖坐着，没有人发言，没有人有不同的意见，新从哪儿来呢？“江洋大盗”对社会市场秩序的冲击作用是必须承认的，但是这些人的存在，很多情况下是高度创新的需要。

　　同时，我们必须意识到，如果政府在配置资源上作用过大，产生的后遗症值得思考。因为这样会让很多企业家考虑的是如何对付政府的政策，如何对付政府成为你成功的重要条件，即便这一批企业在国内取得成功，在全球的市场当中取得优势地位的概率却不大。所以，如果政府的资源配置起的作用非常大，有可能会造成资源的误导。

　　周春生：云南优势会逐渐显现

　　

　　周春生：长江商学院金融学教授

　　

　　2010年，我国的对外贸易形势之所以保持平稳，与东南亚地区、东盟的贸易起了关键的作用，这正是云南的优势所在。

　　原来的中国，第一经济规模小，第二出口占GDP比重相对较小，所以我们的出口贸易增加非常的顺势。但是发展到今天，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一大出口国，第二大经济体，如果我们希望保持10%—8%的增长速度，希望保持靠出口增长拉动的模式，就意味着我们的贸易顺差要远远超过GDP的增长速度，更要远远超过我们的主要贸易伙伴，超过美国、欧洲的增长速度，这种情况从数学角度看显然是不可持续的。所以说，转变增长方式是中国经济发展需求的一个必然的选择。

　　从这个角度看，中国的经济从外需转向内需，从某种意义说缩小了东部沿海地区和西部地区发展的差异，即便从外贸角度看，2010年，我国的对外贸易形势之所以保持平稳，与东南亚地区、东盟的贸易起了关键的作用，这正是云南的优势所在。应该说，在过去我们靠海上贸易的时代，云南和其他西部省份并不占优势，但是结构调整后，云南服务内需、服务东南亚、东盟贸易的优势会逐渐得到显现。同时，东部沿海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将导致许多产业的内迁，这也是十年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大趋势。

　　 本报记者 王斌 袁野/文 张永强/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