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政府的崛起与瘦身
过去30年支撑中国经济发展的因素——需求旺盛的海外市场、廉价丰富的劳动力等等，现在都开始迎来拐点，对中国经济的拉动力将日渐减弱，随着全球化红利和人口红利的效应减弱，中国经济需要寻找更多的引擎，而政府职能的转变——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的转型，或许将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下一个制度红利。
主笔◎谢九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中国经济经历短暂回落后迅速探底回升。与经济复苏如影随形的是各种资产价格快速上涨，大到房地产小到蔬菜价格，无一不是涨字当头。
面对今天中国经济的各种物价上涨，很多人归咎于过去两年政府为救市而采取的超常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因果关系固然是显而易见，但是这种指责多少有失公允。作为全球范围内复苏最为强劲的经济体，中国经济今天面临的价格上涨，其实不过是快速复苏所必须承受的必然代价。经济学的选择从来都是两难，如果过去两年没有超常规的货币和财政政策，中国经济或许可以避免今天的通胀困局，但跷跷板的另一端则将是经济低迷、通货紧缩和大规模失业。两害相权取其轻，中国政府在危机爆发时，以行政手段代替失灵的市场机制，大政府的作用显然是利大于弊。
不过，随着危机逐渐散去，市场机制已经逐渐恢复活力，当初在金融危机下体量迅速膨胀的政府，应该将更多的空间还给市场本身，而不是将危机时刻的大政府角色，延续为市场经济的常态。比如近期有关部门的行政限价、对于房地产市场过多的调控，以及煤炭、航空等领域的国进民退……政府体量在危机之后继续膨胀，干预市场的热情依然高涨，这对中国经济并不是一个乐观的信号。
大政府的崛起
2008年的金融危机改变了整个世界，不仅对全球经济进行了一次重新洗牌，更深刻地改变了世界经济的运行方式，自由市场经济黯然失色，而政府在经济活动中扮演了更重要的角色，无论是姓社姓资，也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大政府的崛起都势不可挡。
大政府的回归自然伴随着巨大争议，但随着金融危机向纵深发展，杀伤力之强超出人们的预期，争议之声才开始逐渐平息。即使是在历来以自由市场著称的美国，人们最终也意识到政府在危急时刻的不可或缺，这个转折点发生在雷曼兄弟倒闭之时。在雷曼兄弟破产前，市场人士对于美国政府的市场救助行为多是批评之声，当美国放弃拯救雷曼兄弟而任其倒闭，结果带来的连锁反应之大，对全球市场的冲击力之强几乎超出所有人的预期。市场人士由此又开始转而批评美国政府放弃雷曼兄弟是“不负责任”的表现。
自雷曼兄弟之后，美国政府几乎逢难必救，甚至成为AIG集团、花旗银行和通用汽车的大股东，对于一个信奉市场经济的资本主义国家，政府的体积如此膨胀，这在危机之前任何人都无法想象。虽然美国政府一直宣称要适时“退出”，但时至今日，美国政府对经济的刺激政策依然没有断奶，无论是第二轮6000亿美元的量化宽松，还是刚刚通过的8500亿美元的大规模减税，美国政府的身影依然活跃在市场的各个领域，避免经济的二次探底。
与美国政府最初介入市场的举棋不定相比，中国政府在2008年的救市没有丝毫犹豫，在“出手要快、出拳要重”的4万亿元计划刺激下，中国经济仅仅出现了短暂下滑就很快探底回升。2009年1季度，国内的GDP增速降至6.1%的冰点，仅仅在1年后，今年一季度的GDP同比增速迅速恢复到11.9%。从单季度看，这一数字已经恢复到金融危机爆发前的最好水平，当时2007年二季度的GDP增速达到11.9%，创下12年的单季最高纪录。
假设当初中国政府没有通过行政救市，而是信奉自由市场经济的教条，今天的中国经济会是怎样的情景？在金融危机爆发两周年之后，这是一个有意思的问题。不妨回顾一下当时中国经济的背景——雷曼兄弟在2008年10月破产后，金融危机迅速升级，并且蔓延到实体经济。2008年11月，中国的出口额突然从上月的同比增长19%降为负增长2%，是过去8年来的首次负增长，而在中国过去的GDP构成中，净出口的贡献率超过二成。也正是在这个月，中国政府迅速启动了4万亿元的财政刺激计划，以此作为开始，中国政府打出了一系列的财政和货币组合拳。
在海外市场需求疲软之际，中国的出口额继续大幅下滑，外需急剧萎缩，不仅如此，受到次贷危机的影响，国内房地产市场也迅速降温，2009年一季度的房地产投资增速只有4.1%，而在大多数时候，这一数字超过30%。作为中国经济的重要支柱，房地产市场的萎缩对中国经济的冲击力不言而喻。
在当时的背景下，中国政府主要做了两件大事，一是通过大规模政府投资修建铁路、公路、基础设施和保障房等，以政府消费弥补外需的不足，同时也创造出更多的就业机会，避免了社会动荡。二是对多个行业采取了鼓励消费的措施，比如对房地产市场的贷款利率七折优惠贷款利率、调整营业税征收时间，汽车市场的购置税优惠，家电市场的以旧换新和家电下乡等，充分调动民间的消费积极性。
这两件事情很快起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制造经理人指数(PMI)很敏感地捕捉到了经济重新活跃的气息。2008年11月的PMI指数跌至38.8的新低，仅仅在4个月后，就重新回到了标志制造业荣枯的分界线50之上。2009年3月，PMI指数达到52.4，至今再也没有回到50以下。2010年一季度，中国GDP增速回到11.9%的高点，这样的增速是在出口负增长的背景下取得，也就是经济的增长动力主要来自内需，在11.9%的增长中，投资贡献6.9个百分点，占比58%，其中房地产投资增速从2009年一季度的4.1%迅速上升至35.1%。消费贡献6.2个百分点，占比52%；净出口贡献－1.2个百分点，占比－10%。由此可见，在外需疲软的背景下，如果不是通过政府创造出大量的内需，中国的GDP增速还将在底部徘徊，更不可能在短时间内重回顶峰。
除了财政政策的刺激，货币政策也为经济复苏提供了足够的弹药，不过也为今天的通胀埋下了隐患，这也是政府刺激政策的争议之处。2009年的新增信贷数量高达9.6万亿元，同比2008年增长接近翻番，2010年前11月的新增信贷也高达7.45万亿元。回顾一下上世纪90年代，日本在失去的10年内所采取的经济刺激政策，日本政府作为量化宽松政策的鼻祖，向市场注入大量的流动性，但由于经济复苏无望，市场缺乏足够的盈利机会，日本企业即使在零利率，也就是信贷成本为零的背景下，也不愿意向银行借贷，进入了所谓的流动性陷阱。日本的货币政策基本失效，今天美国所采取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一定程度上也是在走日本的老路。对中国经济而言，所幸的是央行释放出来的流动性，并没有陷入无人借贷的困境，而是为经济复苏提供了必要的资金支持。
胜利的幻觉
由于政府力量较为成功地抵御了金融风暴的冲击，这使得一些政府部门产生出一种胜利幻觉，认为行政力量可以在经济活动中无所不能，即使金融风暴的冲击已经过去，经济增长开始恢复常态，但是行政力量依然不愿意退出市场，甚至比从前更热衷干预经济运行。最显著的例子就是有关部门在本轮物价上涨中扮演的家长角色。
今年11月份，我国的CPI涨幅达到5.1%，创下过去28个月来的新高。关于本轮物价上涨的原因有很多解释，但其中最核心的因素还是过去几年释放了过多的流动性所致。从银行新增信贷规模看，在金融危机爆发之前，2006和2007年，我国的新增信贷为3.2万亿和3.6万亿元；金融危机爆发后，2008年至今年前11月，我国新增信贷迅速膨胀到4.8万亿、9.6万亿和7.5万亿元；金融机构释放出来的流动性之多显而易见。如果从稍专业一些的角度看，以广义货币M2、GDP和CPI的关系来分析，通常情况下，M2增速扣除GDP和CPI增速后，剩余值小于3为较为合理的货币投放水平，如果剩余值过大，意味着大量的货币并没有被实体经济吸收，将会带来通货膨胀。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吴晓灵提供的数据显示，2001～2003年，我国的M2增速超出GDP增速与CPI增速之和5.4个百分点，2003～2007年超出2.8个百分点，2008～2010年9月超出9个百分点。最近两年的货币投放之多可见一斑。当实体经济无法消化如此多的货币，通货膨胀自然随之而来。
客观而言，过去两年积极的货币政策为经济复苏起到了应有的作用，今天带来的物价上涨也是必须承受的后遗症之一。不过，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追索谁制造了今天的通胀，而在于通胀形成后该以怎样的方式化解。为了应对本轮物价上涨，一些政府部门延续了金融危机时刻的家长风格，米袋子和菜篮子的责任再次交到了省长和市长之手，而不是市场之手。
今年11月份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再次重提“米袋子”省长负责制和“菜篮子”市长负责制，虽然这样举措的初衷是维护民生，但一旦菜篮子、米袋子和地方官员的政绩挂钩，控制物价演变成政治任务后，对于具体落实的各个地方政府而言，必然选择最快速有效的方法来控制物价，短期而言，自然是行政手段而非市场调节。比如福州市强行规定大白菜1.3元、上海青1.5元、空心菜1元、豆芽菜1元；昆明市对米线、面条、饵丝等大众餐饮食品和粮食、食用油、肉、蛋、牛奶、散装米线等居民生活必需品实行最高限价，达到一定规模的生产企业实行提价申报制度，提高价格时须提前10个工作日向“发改委”申报，未经批准不得提价，达到一定规模的销售企业实行调价备案制度，价格调整时须在价格调整前48小时内向发改委报告调价情况及调价理由。
这种简单的行政管制虽然能在短期内抑制物价，但在压制了合理的涨价要求后，随后必将迎来报复性上涨。政府应该尽量减少配置资源的活动，而是交于市场之手，一方面是因为政府并没有足够的能力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甚至可能适得其反，导致要素价格扭曲。另外一方面在于，当政府掌握了过多配置资源的特权，必然会带来大量的腐败。还有，过多的干预还会带来行政成本的提高。
不仅是地方政府，一些部委也有类似行为。国家发改委近期下发了一份《做好2011年煤炭产运需衔接工作的通知》，通知要求“2011年产运需衔接中，年度重点电煤合同价格维持上年水平不变，不得以任何形式变相涨价”。在我国“市场煤”和“计划电”的格局下，长期弱势的电力行业的确需要更多支持，但绝不应该是这种回归计划时代的限价保护，而是应该对电价进行市场化改革。扭曲的电力价格不仅关系到煤炭和电力这两个行业，也关系到众多下游行业的合理资源配置，比如过低的电价相当于鼓励高污染和高耗能企业的发展。这并不是发改委第一次对电煤进行限价，从历史来看，发改委对于电煤限价的效果并不理想，煤炭企业往往通过降低合同煤的供应量，甚至降低煤炭品质等予以应对，使得煤炭市场出现“有价无市”的局面，最后导致大面积的拉闸限电。而在限价结束之后，煤炭价格通常都会迎来更猛烈的上涨。
本轮物价上涨除了流动性过剩和部分游资炒作因素外，供给减少、原材料价格上涨和劳动力成本上升也是重要原因，企业涨价有其合理诉求。如果合理的涨价要求被行政压制，企业的成本压力无法转移，必然会陷入亏损的局面，如果企业大面积减产，也就会带动物价更快上涨。近期国家发改委和媒体关于“食用油厂家停产”的争执，预示了行政限价可能带来的后果。
从历史上看，大规模的行政限价很少收到过显著成效。2008年1月，国家发改委曾经实施过较大范围的临时价格干预措施，要求“成品粮及粮食制品、食用植物油、猪肉和牛羊肉及其制品、牛奶、鸡蛋、液化石油气6种重要商品须进行提价申报和(或)调价备案”。这一“临时”价格干预一直持续到当年12月才正式解除，发改委宣布停止对相关商品的提价申报和调价备案工作，由经营者自主定价。而当时的行政限价也并没有起到显著效果，在限价的11个月内，前6个月的CPI水平一直处于7%以上，直到金融危机在下半年全面升级，我国GDP增速迅速降温，CPI指数才开始走低，在发改委解除限价的当月，CPI指数已经跌至1.2%，两个月之后跌至－1.6%，通胀压力很快变成通缩。
本轮物价上涨的势头虽然较快，但和2008年曾经创下的8.7%的CPI水平相比还有相当的距离，通胀局势并没有失控，还有足够的市场化手段来控制通胀预期。比如紧缩货币供应、增加市场供给、适度的人民币升值等，远远未到大规模行政干预的时候，过多过早的行政干预，反而可能会恶化通胀局势。另外，随着经济增速放缓，物价指数也会随之下降，如果现在对物价控制过紧，将来经济减速之后，反而有可能面临通货紧缩的风险，2009年的通缩就是例证。
管不住的房价
如果将2010年称为“史上最强的地产调控年”，应该是没有太大争议的，政府在这一年针对房地产调控手段之多之严，超过房地产市场发展12年来的任何一年。但最终调控的效果如何？在年底可以做一个较为清晰的回顾。
今年4月中旬，国务院研究部署遏制部分城市房价过快上涨的政策措施，具体包括“对购买首套自住房且套型建筑面积在90平方米以上的家庭，贷款首付款比例不得低于30%，对贷款购买第二套住房的家庭，贷款首付款不得低于50%，贷款利率不得低于基准利率的1.1倍；商品住房价格过高、上涨过快、供应紧张的地区，暂停发放购买第三套及以上住房贷款；对不能提供1年以上当地纳税证明或社会保险缴纳证明的非本地居民暂停发放购买住房贷款”等。除了信贷手段之外，更有限制外地人购房等行政色彩浓厚的措施。
与历史上任何一次地产调控一样，政策出台后，短期内很快就产生了效果，很多购房人士陷入观望，房地产市场的成交量迅速下降。但是，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以北京为首的一线城市，房价没有出现下跌，但是房租却迅速上涨，一些暂时买不起房的低收入人群反而成为此次地产调控的受损者。随着房地产开始进入传统“金九银十”的销售旺季，房地产市场重新出现量价齐升的势头，接近年底时反弹势头更加明显。从成交量来看，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今年1～11月，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8.25亿平方米，同比增长9.8%，11月当月的销售面积同比增长14.5%，环比10月份增长9.0%。从成交价格来看，11月份，全国70个大中城市房屋销售价格同比上涨7.7%，其中一线城市的涨幅更大，比如北京市，11月份全市房屋销售价格同比上涨9.1%，其中新建住宅销售价格同比上涨14.3%，二手住宅交易价格上涨3.9%。
如果以1998年作为中国房地产的起点，至今正好是12年。在过去的12年里，政府在房地产市场的调控之密集，与实际收效之微形成鲜明反差，房地产市场更是成为民怨沸腾之地，其中关键因素不在于政府管得太少，而是管得太多。
房地产调控失败并不在于调控手段不当等具体的技术性问题，一方面在于政府对房地产市场在中国经济中定位的不明确，另一方面在于政府对自身在房地产市场所扮演角色的定位不明确。其实，1998年，国务院发布《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宣布从1998年下半年开始，全国城镇停止住房实物分配，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这标志着中国的房改正式启动。《通知》的核心内容是“建立和完善以经济适用住房为主的住房供应体系”，具体措施包括“高收入者购买商品房，向中低收入者供应经济适用房和向最低收入者提供廉租房三个层次”。
但随着房地产成为重要经济支柱，后来的发展明显偏离了房改的初衷。2003年，《国务院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持续健康发展的通知》确认了房地产“已经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明确提出加快普通商品住房发展，提高其在市场供应中的比例。1998年房改之初原本计划以“经济适用房为主的住房供应体系”，至今所占比重只有5%左右，而商品房所占比重超过90%。政府对房地产市场的定位，已经注定了今后房价调控的难度。
其实，对于政府而言，其主要精力应该放在保障房建设，而不是去调控商品房市场。因为没有任何政府可以准确判断房地产市场的真实需求到底是多少，对于房地产市场的过多调控，反而有可能误伤真实需求，进而影响实体经济发展，所以，政府与其在商品房市场做一些无用的调控，不如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保障房的建设上。当保障房市场形成足够的规模，一方面可以解决中低收入人群的民生问题，另一方面也通过增加供给来拉低商品房价格，即使不能拉低商品房价格，当中低收入人群的住房问题大都通过保障房市场得到解决时，即使商品房价格再高，也不会成为很严重的民生问题。但以我国目前保障房仅有5%的比例来看，在全球范围内都可算得上低水平国家。
由于从保障房建设中获取的收益甚微，无论地方政府还是开发商，对于保障房建设大都敷衍了事。今年11月份，审计署公布了全国19个省市2007至2009年政府投资保障房审计调查结果，审计发现，6个城市和4个县共计2.16亿元的廉租房保障资金被套取挪用，北京、上海、重庆、成都等22个城市未按规定从土地出让净收益中按时足额提取廉租住房保障资金，2007～2009年共计少提取146.23亿元。由于保障房比例过低，导致90%的居民都通过商品房市场来实现住房需求，商品房价格自然也就只涨不跌了。
一个可喜变化是，在行政调控屡屡失效后，近期政府的重点开始明显向保障房倾斜，在今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并没有明确提出明年对房地产调控的字眼，取而代之的是“要加快推进住房保障体系建设，强化政府责任，调动社会各方面力量，加大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力度；缓解群众在居住方面遇到的困难，逐步形成符合国情的保障性住房体系和商品房体系”。这大概是近年来首次将保障房体系和商品房体系相提并论，意味着今后的房地产调控思路将有重大转变。与此形成呼应的是，住建部日前向各地发出《关于报送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任务的通知》，将2011年的保障房建设计划大幅提高到1000万套，比2010年的580万套提高了72%，比2009年的320万套提高了213%。如果按照我国城镇人口6亿人来看，1000万套的覆盖率已经达到了1.7%，如果以家庭为单位计算，保障房的覆盖比例将更高。
以这样的力度发展，才意味着保障房可以真正和商品房形成房地产市场的双体系，而不仅仅只是一个摆设。不过，对于具体承接保障房任务的地方政府而言，在一年内完成1000万套还有很大的压力，无论是土地供给还是资金来源，对地方政府都是不小的考验。如果不顾地方政府的实际承受能力而强行摊派，最终也可能会使保障房的实际成效大打折扣。比如地点太偏、质量太劣等，使得保障房出现大面积空置。
干预主义VS自由主义
从经济学理论来看，政府和市场在经济活动中该各自扮演怎样的角色，主要分为四个流派。
一是对市场经济没有任何信任，充分相信政府指导经济活动的能力，这是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二是虽然相信市场的力量，但强调政府对经济的主导作用，这是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三是充分信奉自由市场经济，认为政府只能在有必要的情况下介入市场，这是以米尔顿·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芝加哥学派；四是主张完全的自由市场经济，政府在任何时候都不应该干预市场，这是以米塞斯和哈耶克为代表的奥地利经济学派。
从历史上看，除了奥地利学派外，其余三种思想都曾经主导过现实社会的经济运行。奥地利学派认为，如果离开了自由市场经济，一个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不可能成功，经济社会有其自然的商业周期，即使发生了严重的经济危机，政府也不应该干预经济。在经过短暂剧烈的调整之后，市场经济将会自己终结危机，政府的干预只是破坏了市场经济自身的调整，即使有些能够取得成功，这也是人为破坏了资源的自然配置，带来的短期繁荣不可持续，当货币回归常态时，意味着繁荣结束，衰退开始，而有些国家的干预更不可能取得成功，只会使衰退变成持续时间更长的大萧条。
作为彻底的无政府主义者，奥地利学派的思想无论在过去还是现在，都显得有些过于极端，所以也就很难被政府所接受，大多数时候只是作为一个理论存在。如果说奥地利学派对于现实经济产生过一些实际影响，那可能是作为哈耶克的“粉丝”，英国的撒切尔首相在私有化改革时吸收过其思想。尽管奥地利学派在现实中不如凯恩斯主义等实用，但是如果看看中国经济今天面临的通胀麻烦，以及美国和日本还在衰退的泥沼中挣扎，不得不承认奥地利学派还是有其相当强的预见性的，仍然是不容忽视的重要思想。
一个时代所处的经济背景，决定了一个时代对某个经济学派的需求。因为商业周期的存在，人类历史上屡屡爆发经济危机，这也使得凯恩斯主义成为人们选择最多的理论，每当经济危机爆发，凯恩斯主义就会大行其道。而当危机消失之后，政府干预所带来的后遗症逐渐显现，凯恩斯主义也就转而成为人们抨击的对象。
凯恩斯主义命运的浮沉，一定程度上可以作为判断一个社会经济繁荣还是萧条的风向标。上世纪30年代的美国大萧条时代，凯恩斯在和哈耶克的论战中大获全胜，使得后者放弃经济学领域转而投向政治学，20世纪前半叶，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都盛行政府干预主义，但随着西方经济在70年代迎来大规模的滞涨，人们开始重新审视凯恩斯主义，凯恩斯的政府干预主义开始走下神坛并被人们抛弃。美国在里根总统上台后实施自由主义经济政策，英国在撒切尔首相领导下开始私有化和自由化浪潮，在这一时期，自由派的米尔顿·弗里德曼成为当时的经济学领袖。而随着2008年再次爆发全球性金融危机，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重新开始回归大政府，凯恩斯主义也就再度归来。可以预见的是，随着世界各国经济逐步恢复，凯恩斯主义的光环也将再次消失。
从历史上不难看出，凯恩斯主义之所以几经兴衰，主要原因在于其主张的政府干预只在市场失灵时短期有效，对于经济的长期增长并无益处，当经济增长恢复常态，如果不能及时退出，将会带来不可避免的后遗症。
回归小政府
2011年是我国“十二五”的开局之年，也是刺激计划的退出之年，可算是承前启后的关键年。对于中国经济而言，需要退出的不仅是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政府的有形之手更需要功成身退。
中国经济改革开放30多年来取得巨大成就，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由此激发了中国经济的活力。如果把金融危机后的大政府角色放在改革开放30多年的历史坐标下，对中国经济的观察将更加清晰。
从1978年改革开放开始的10多年时间内，我国改革开放的大门虽然已经打开，但计划经济的色彩其实还相当浓厚，政府对经济运行依然进行“无微不至”的关怀，国有企业也还没有开始大规模的体制改革，缺乏足够的应对市场的活力，但是，非公有制经济已经在改革开放中迅速成长，使得国有成分在中国经济的比重不断下降。
1993年是一个重要的分水岭，这一年，我国非公有制经济创造的增长值占GDP比重已经超过一半。在这样的背景之下，1993年11月，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第一次勾画出了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总体规划图，也是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真正转折点。这次《决定》提出了在20世纪末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并且明确提出了“转变政府职能，改革政府机构，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迫切要求。政府管理经济的职能，主要是制订和执行宏观调控政策，搞好基础设施建设，创造良好的经济发展环境”。自此，政府开始逐渐减少对经济活动的干预，市场看不见的手对经济增长发挥了更大的作用。
政府不仅减少了干预经济的活动，还缩小了对经济的所有权，具体表现为国有企业从一般竞争性行业逐渐退出。尤其在1998年左右，国有企业的生产经营陷入困境，中央政府开始启动大规模改革，在1999年的中共十五届四中全会上，提出了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的任务，执行“抓大放小”的方针。进入21世纪之后，国有经济和国有资本逐步从一般竞争性行业中逐步退出，转而向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集中。
如此简单回顾，可以清晰看出过去将近20年时间，我国从计划向市场转型，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的清晰轨迹，这为中国经济增长贡献了重要的制度红利。不过，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之后，这条转型的轨迹开始变得模糊不清，不仅政府干预经济的活动更加频繁，而且“国退民进”也有退化成“国进民退”的趋势，一些竞争性行业开始出现了更多国企央企的身影，比如巨额亏损的国企山东钢铁，在政府主导下收购了盈利良好的民企日照钢铁。央企纷纷开辟房地产副业，并且频频创下天价地王，即使国资委三令五申要求退出，但仍有70多家央企没有完成退出。如果把这一轮政府干预放在我国市场化进程的历史轨迹上来看，虽然是金融危机下的无奈选择，但在事实上还是一次向计划时代的倒退。
2011年，中国经济承前启后的关键一年，政府的宏观调控将会如何改善？12月12日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对于2011年的经济工作提出了六项任务，其中第一条是“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保持经济平稳健康运行。明年宏观经济政策的基本取向要积极稳健、审慎灵活，重点是更加积极稳妥地处理好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调整经济结构、管理通胀预期的关系，加快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把稳定价格总水平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切实增强经济发展的协调性、可持续性和内生动力”。从中可以看出，政府并没有过于强调经济增长速度，更多是在增长和通胀之间取得平衡，当政府不再以经济增速为第一要务，对于经济的干预也会相应减少。
对于政府的具体职能，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了较为具体的计划，“完善基本公共服务，创新社会管理机制，‘十二五’开局之年，在改善民生上要扎扎实实办几件实事”。这几件实事具体体现为：要加强教育重点领域建设；要加快构建覆盖城乡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要坚持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要加快建设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要扎实推进医药卫生体制五项重点改革；要加快推进住房保障体系建设；要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政府的核心职能从来都是提供优质的公共产品，而不是过多干预经济活动，以此来看，明年的政府职能正在逐渐回归服务型政府的本意。
中国经济在经过30多年的高速发展之后，现在已经进入一个关键的转折时期，从经济总量来看，中国已经超越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但经济总量越大，增长的难度也越大，在低处的果实收获完毕之后，摘取树顶高处果实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过去30年支撑中国经济发展的因素——需求旺盛的海外市场、廉价丰富的劳动力等等，现在都开始迎来拐点，对中国经济的拉动力将日渐减弱，随着全球化红利和人口红利的效应减弱，中国经济需要寻找更多的引擎，而政府职能的转变——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的转型，或许将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下一个制度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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