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封面文章：回望三峡移民
在今夏汛期初显防洪身手后，三峡工程今年的175米试验性蓄水已提前至9月10日启动。此前迈向175米这个坎，它已两度“功败垂成”。
远在长江口崇明岛的一位三峡移民说：“如果水不蓄上去，我出来有什么意义？”
近两年来，随着三峡工程基本完工，后续规划举棋待定，本刊持续予以报道。这一次，我们将目光投向了移民。
工程移民为非自愿性移民，他们不同于自我选择的人口迁移，集被动性、赔偿性、计划性、整体性等于一身。
三峡移民数量之巨更是前所未有，超过约三十个国家的全国人口，遂号称“世界级难题”。前国务院总理、首任三峡建委主任李鹏曾强调：“三峡工程成败的关键在于移民。”
三峡工程由几任高层领导人反复谋划，全国人大投票表决，国务院组织建设，各级政府层层包干。在集体本位的意识中，移民们“舍小家为大家”，在过去十几年搬迁过程中，其笑泪悲欢，举国为之倾情。
回看三峡移民，在一百多万的数字中，站立着的正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一个个立场各异、利益不同、素质参差、认识有别的公民。
对中国近代以来浩浩荡荡的社会转型，年前辞世的史学家唐德刚曾将其形容为穿越“历史的三峡”。而今，“自然三峡”已大改其面，“工程三峡”已初显身手，回眸并展望，它们亦是“历史三峡”的试金石。
当下，三峡移民搬迁任务已了，一面有加大扶持力度、兑现安稳致富承诺之议，一面有淡化移民身份、减其依赖思想之声。历史欠下的“包袱”，与现实待行的约定，哪一个更沉重？□(文/汤耀国)
走向平静的高阳镇
“一定要承认这个现实：不管他们怎么闹，老百姓是作了奉献的，是服从大局的”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汤耀国
重庆，云阳，山上的高阳新镇。迁建未尽的土木工程，崭新中略显杂乱。
这是2010年一个闷热的夏日，午后仍飘浮着淡雾。种种警觉的眼神，穿过潮湿的空气，射到陌生人身上。
70岁的何克昌佝偻着背，一拐一拐，缓缓爬上三楼的出租屋，拉开破布拼成的窗帘，阳光打在他布满麻子和皱纹的脸上。“移民都搬完了。”他的言语中带些落寞。
何克昌曾是这块动荡之地的风云人物，外传为“移民领袖”。
高阳镇作为三峡库区第一农村移民大镇，曾是库区第一“火药桶”。忆及本世纪初集中搬迁之时，当地移民干部直叹“战战兢兢”、“忍辱负重”。
在这些干部看来，如今，国家交付的移民搬迁任务已全部完成，高阳也已基本安稳，但还有何克昌这样“少数不稳定的人”，令他们敏感的神经难以彻底放松。
让他们高兴的是，有些“转化”过来的人正在起示范作用。比如陈七三，当年同何克昌一样属“钉子户上访的带头人”，现在已成“移民致富带头人”。
“知道家里要淹了”
三峡成库前，高阳以殷实闻名。小江(又称澎溪河)南向注入长江，两岸是连绵起伏的群山，高阳有七个大平坝，良田沃土，远近少见。
何克昌18岁起就在小江上背纤。1963年，他获得小江航运公司的工人身份，但娶的妻子，生的儿女，都是农民，住在高阳镇高阳村。
上世纪80年代，他在船上看见两岸勘探“搞得轰轰烈烈”，90年代，又在宜昌见到三峡工程的工地，“知道家里要淹了”。
1992年，三峡工程确定上马，高阳镇近1.7万人面临搬迁。高阳镇明冲村的年轻村民陈七三形容当时的情况是“人心惶惶”。从2000年开始，高阳镇进入集中搬迁时期。随后三四年的高阳，陷入搬迁的漩涡之中。
云阳县移民局信访科科长宋国富记得，自己曾被移民围住，遭吐口水，“还不能生气，生气的话，他们就会抓住你工作方法上的把柄，把事弄大。”
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时，移民干部们都有说不尽的委屈：上有刚性的政治任务，下有移民的“不尽配合”，挨骂是家常便饭，挨打间或有之。一位分管移民工作的副县长说：“我们的真实感受，外人无法真正理解。”
曾任云阳县县长、县委书记的重庆市移民局局长王显刚向本刊记者分析，高阳的不稳定，除原有农业条件较好而不愿搬迁的因素之外，也与当地小江电站的“先例”有关。小江电站由地方政府于上世纪70年代兴建，“开始补偿较低，移民每闹一次，补偿就提高一点。”
王显刚同时表示：三峡移民补偿偏低。
1994年7月，国务院三峡建委批准确定，三峡工程移民静态投资概算为400亿元；2007年7月，国务院三峡建委批准增加移民概算近80亿元(均为1993年5月价格)。目前的移民总数，据国务院三峡建委办公室介绍，已近130万人。
身处移民工作一线15年的宋国富如此描述他在工作中遇到的矛盾：“计划经济时期搞的库调(作为补偿依据的库区淹没损失调查)，市场经济时期搞的补偿。”
三峡工程论证之时，持异议者担心国家财力难以负担。主建派则提出开发性移民、“前期补偿、后期扶持”的方针，称这具有前期投入较少的优势。
“为什么移民补偿低、跨度长达十几年，还能如期实施下去？”王显刚自问自答：“正是因为以县为基础的体制，政策是中央的，操作是基层的。”
三峡工程实行移民任务和资金双包干，国家任务层层分解到基层政府乃至具体单位、个人。
何克昌却怀疑基层的操作。2000年12月，何克昌等15人成立了未经注册登记的“高阳镇移民监视协会”，何任会长。
何克昌向本刊记者解释立会目的：“为了落实中央政策，怕地方官员趁火打劫。”他称，国家拨给移民平均每人3万元的搬迁费，被逐级克扣。
三峡移民资金计算复杂，对十年前的个案争议，当事双方各执一辞。宋国富说，不清白的人难免有，但直接侵占人头费的事“太傻”，“一个连长敢扣士兵的军饷吗？”
2007年，国家审计署发布《三峡库区移民资金审计结果》指出，三峡库区移民资金管理较为规范，使用情况总体较好。同时，审计发现一些违规违纪问题，主要是超规模使用。
何克昌对地方政府不满，亦有私情。其母库调时在世，搬迁前去世，“为什么有的人(指像何母这样的人)得了补偿，我没有得到？”他至今不能释然。
宋国富说，不排除有错补案例，但“怎么能用错的比对的呢？”
何克昌称，“移民监视协会”只监督地方政府，并不干涉他人搬迁。而有当时的目击者称：官方主持的动员会一散，何克昌等人的“反动员会”随之召开。
2001年3月至7月，何克昌等4位“移民监视协会”成员先后被刑拘、逮捕、起诉。
法庭审理认为：由于何克昌等人的行为，高阳镇移民工作一度无法进行。地方政府派出工作组宣传动员，才使移民工作恢复正常。
同年8月，云阳县人民法院判决何克昌犯“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处刑3年。另外3人以同样罪名处刑2年。
《法制日报》随后的报道称，此案为“三峡库区首起扰乱移民工作秩序案件”。
“钉子户”
生活在深山处的坝上，人们出去见过世面的不多，当船员的何克昌算一个，上过高中的陈七三也算一个。
三峡工程上马的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发表。高中毕业的陈七三次年去深圳打工，在火电厂开推土机，“三千块一个月，比我们县委书记的工资都高。”
1997年，陈七三回乡跑运输。此时搬迁之声渐紧，尤其是1999年国家加大外迁后，“时间紧、任务重，心理接受都来不及”，他向本刊记者回忆。
三峡工程农村移民前期以就地后靠安置为主。但不出几年，库区人多地少、生态承载能力不足的矛盾凸显。据重庆市移民局调查，重庆库区后靠农业安置的15.57万人中，七成移民人均耕地不足0.8亩。且后靠的坡地质量远逊于淹没前的河滩地。巫山县培石乡一位后靠移民在安置地上种小麦，撒下10斤种子，来年收成只有14斤。
“三峡环境容量确实是紧张的，比较好的办法是移出一部分人。”原水电部部长、三峡工程论证领导小组组长钱正英在1999年的一次会议上表示。
是年，国务院总理、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主任朱基主持调整政策，加大外迁力度。12.5万人的三峡农村移民外迁计划随后出台。
尽管2001年修改的《长江三峡水利工程建设移民条例》仍为多种安置渠道保留了空间，但据库区移民干部介绍，为完成外迁计划，一些其他安置方式被暂停了。
当时的陈七三不解：“不是所有的人都想走这条路，就像吃饭，光吃肉，也会有人不爱吃。”他还比较，重庆市内的江津区等迁入地，虽然比高阳的经济条件要好点，但“南溪镇移民可以迁到上海”。
移民官员王显刚说，外迁去向不平衡，也是他的“很多苦衷”之一。
云阳县数位参与当年动员工作的干部对本刊记者回忆，对外迁任务最重的高阳镇，县里70多个单位去对口动员，其他工作皆为之让道。
1999年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三峡工程库区移民工作若干问题的通知》指出，“在充分动员和移民自愿的基础上，将外迁计划落实到户。”
“清库时间一到，如果还不愿搬，只得依法强制执行。”一位移民干部说，云阳县和高阳镇的移民任务年年都按计划完成，“必须完成，完不成要掉帽子”。
据当地移民干部介绍，高阳镇强制搬迁、销号但未经当事人签字之数，在2002年二期移民清库时有80多户、300多人。历经数年，到今年7月仍剩14户、44人尚未签字。
陈七三是当时被强制搬迁者之一。他说，自己“多读了几年书，见识广一点，钻研移民政策的时间比县委书记还多”，其他移民便常来找他探讨，“不知不觉成了钉子户上访的带头人”。
虽然不住同一村，在何克昌入狱之前，陈七三也曾和他一起讨论移民话题，但没有加入“移民监视协会”。“协会成立没经批准，有些问题。有没有作用，我也怀疑。”陈七三说。
后来两人来往越来越少，陈七三觉得彼此“方向似乎不同，他们针对地方政府”，而他“不攻击政府、领导”，只要求继续多渠道安置。
陈七三清楚地记得，第一次领队赴京上访是2002年7月30日，在京找了国务院三峡办、国家信访局，获得的答复是：按地方政府的做法办。
“回来后还想不通”，陈七三说，2003年春天“非典”爆发时期，他和20多人再度赴京上访，这一次还找上了中纪委，他作为代表之一被接待。
在中纪委大门等候时，有附近的居民问陈七三等人：“三峡移民不是搞得很好吗？还有上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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