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寨中国
文_邓晓芒
近年来，“山寨”一词颇为流行，其含义似乎也无所不包。举凡一切模仿、假冒、跟风、复制、借代的事或物，均可冠之以“山寨”或“山寨版”。从山寨手机、山寨软件、山寨红歌、山寨春晚、山寨《红楼梦》、山寨鸟巢到山寨诺贝尔奖，往往带有嘲弄或自嘲的成分，假装欺骗，实为恶搞。
我们甚至可以将它看作一种中国式的幽默，这就能解释为什么中国老百姓一看就懂，并且兴致勃勃地跟着起哄，情不自禁地加入这场“狂欢”之中。不过，山寨的前提是，有可供山寨的样本和原型，然后人们纷纷在这一原型的基础上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加以变形、扭曲甚至解构，于是皆大欢喜：这些神圣庄严的偶像原来不过如此！这其实暴露出了山寨作者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的贫乏，他们除了亵渎和贬损已经存在的典范之外，自己并没有能力建立起新的典范来，反而透露了对旧的典范的某种艳羡和嫉妒。
说到底，这种山寨心态并不是21世纪中国社会的新生事物，而是在我们古老的文化心理传统中有深厚的根源。在先秦时代，孔子所深恶痛绝的“八佾舞于庭”的现象，就是一种山寨现象。秦统一中国不久，就爆发了陈胜吴广起义，那口号就是最早的山寨口号：“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后来的历代王朝更替，都不过是山寨版的转正，而转不了正的，就成为梁山泊的小朝廷——我怀疑这才是“山寨”一词的真正来源。
最后一个山寨皇帝应该是袁世凯，他虽然具备了正式皇帝的一切威仪，却仍然不被全国人民所承认，原因是这时已从西方引进了新的原型，帝国模式已被民国模式即共和国模式所取代。然而，吊诡的是，就连共和国模式在中国也一开始就呈现出山寨特色，从北洋军阀到蒋氏政权，国家体制尽管套入了西方总统制和两院制的构架，但在旁观者看来，都颇像一场场闹剧。
1949年以来，我们模仿苏联老大哥，最初似乎还是诚心诚意的。但不久就发现，这一模式本身就带有山寨性质，与其做山寨的山寨版，不如另立山寨。要说另立山寨的底气，我们比苏联还要足得多，想想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不都是山寨出身吗？只不过当今时代，要仿效古代帝王转正为天下人主，做“全世界人民的伟大领袖”，谈何容易！于是只好满足于“文革”的意淫。
“文革”之所以发动得起来，盖因中国当时遍地都是山寨心态的干柴，打倒走资派，造反派夺权，新的革委会成立，除了民间自发的反抗意识之外，“彼可取而代之”的山寨豪情也在暗中起着重要的作用。然而，以山寨意识所煽动起来的这种山寨心态，最终当然是无功而返。“上海人民公社”只是“巴黎公社”的山寨版，而山寨林立则导致全国武斗，每个寨子都坚称自己才是正版，结果是最山寨的一伙造反派遭到镇压，红卫兵小将则“求仁得仁”，真正被赶到了山寨。到了“由大乱达到大治”时，人们终于发现，这场运动本来就是一场恶搞，哪里有什么“正版”？
经过了“文革”的中国人，开始有了山寨心态的自觉。80年代理想主义短暂的“春天”只不过是最后的验证，随后就进入了“玩主”的时代，玩文学、玩深沉、玩刺激、玩时髦、玩股票、玩爱情……目前的山寨文化也是玩出来的，人们在对山寨产品不满的同时，又有一种满不在乎或难得糊涂的境界。这世道嘛，你哄我我哄你，何必那么较真。就算是毒奶粉假酒害死了人，中国人的平均寿命却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古稀之数，所谓“太平盛世”也不过如此。
世界上幸福指数最高的是什么？就是沉沦啊！于是就有了今天的山寨中国。按照后现代主义的说法，正版是从来没有的，所谓正版的作用仅仅在于引发山寨版，给山寨一个借口；万物都处于“延异”的“痕迹”之中，一切原型都是“替补”，一切所指都是另一个所指的能指。中国人一听，对啊！我们2000年前就已经后现代了，这还不足以提高我们民族的自信心吗？总有一天，西方世界也会像我们一样，意识到所有的原型(例如普世价值)都是狗屁，山寨才是一切！那时我们就成了世界山寨的寨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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