坠机之后
逝者已去，伤者、家属和所有波及到的公司却要面对之后的种种艰难。
文｜CBN记者 商勤硕 常怡 冯一萌 陈旭
第五次降落
8月24日20点51分，哈尔滨太平机场上空，河南航空VD8387号航班在夜色中缓缓爬升。这是机长齐全军当天连续第五次升空，在到达目的地伊春后，他还将飞回哈尔滨。这次夜抵伊春是齐全军首次执飞该航线，但对于一个持有4C执照(最高可驾驶A320空客)、40岁老机长来说，理论上这只是人生中微不足道的“第一次”。这次航班共载乘客91名，机组人员5名。
24岁的邹亚每天都会和在广西工作的丈夫郑秋贵通电话。因为要带孩子，窝在四川老家的她只能以此缓解思念。24日21点40分，到伊春出差的郑秋贵并没有如约来电。两个小时后，拨打了数十次电话的邹亚陷入了恐惧——丈夫始终没有开机。
巴西航空工业中国区总裁关东元此时正在前往巴西的路上。在巴黎转机的时候突然接到一条消息让他必须改变行程——公司生产的飞机失事了！
这架ERJ—190型飞机在看见伊春林城机场以前都表现良好。入夜，伊春薄雾渐起，21点35分，机长齐全军向塔台发出信号请求降落，塔台询问是否看得见跑道，在两次确认后，塔台发布了“clear to land”的落地许可。飞机对准了跑道，开始齐全军今天的第五次降落。
几秒钟后，站在停机坪上的地勤郭继伟却看到了惊人的一幕，远处的飞机就在快要接触地面的一刻，突然灯光全灭，瞬间消失在了夜幕当中。而此刻，也就是多名幸存者提及的“恐怖一瞬”，飞机重重地砸在了地面上，随即弹起，机体出现断裂。客舱尖叫声一片，行李在黑暗中乱飞。很快，火光重新映出了惊恐的人们。
7分钟后，机场保洁员马学千跳下了第一辆到达火场的消防车，此时路边都是横七竖八躺倒的伤者。他把自己的军大衣盖在了一位被烧得体无完肤的女人身上，另一位幸存者此前已经抱着她狂奔了几十米。而更多的人走到了长草深处，强烈的刺激让他们几乎只能拽着草前进。
在离火场200米处，郭继伟认出了齐全军肩章上的四道杠。问他是不是机长，他点头，问他其他机组人员在哪里，他摇头。齐全军的面部严重烧伤，血一直淌。不知道什么原因，原本坐起来的他再次躺倒。在他身后，飞机又是一连串小爆炸，火势在蔓延。
河南航空是在机场找到飞机后立刻得到通知的，之后立即汇报了深圳航空—河南航空的控股股东。后者立即启动了应急预案，并成立了工作组，由董事长冯刚带队出动。
23点左右，巴航(中国)飞机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巴西航空工业子公司)的首席运营官、巴西航空工业的对外事务总监、客户支持总监等连夜回到办公室召开电话会议，同时寻找可以最快到达伊春的航班。
8月25日0点40分，哈尔滨警察葛成仁驱车疾驶。他在伊春接机的朋友说，飞机着火，去旅游的妻子女儿均受重伤。即使打开车窗顶着东北的夜风，他的脑子里仍然一片空白。开车从哈尔滨到伊春，必须经过还未完工的绥伊公路，几乎每隔几公里就有一段土路，开车需要六七个小时。此时，这座位于小兴安岭林区的小城对葛成仁来说简直遥不可及。
而刚刚开启一年的哈尔滨至伊春航线正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这段行程被缩短至50分钟。小城伊春与俄罗斯隔江相望，四面环山，林木葱郁，空气新鲜。这座新兴的旅游城市本希望凭借航空的方式带来客源，却得到一个惨痛的结果。
目的地：伊春
8月25日凌晨4点，深航工作组与河南航空有关人员在郑州会合。一个小时后，他们乘坐专机赶往伊春现场。
此时机场火势已经被扑灭，54名伤者被送到伊春市内的四家医院接受救治。至8月25日清晨，死亡人数增加至42人。
早上8点，阳光保险应急小组开始建组，总部决定先向阳光财险伊春中心支公司的帐户拨付500万预付款，再在死伤者家属住宿的酒店门口设立了绿色理赔通道的窗口。晚上8点，应急小组一行7人飞到牡丹江后转汽车奔赴伊春，抵达伊春时已经是8月26日凌晨3点。
阳光保险成为了第一批抵达伊春的保险公司，加上先期抵达的阳光保险集团寿险团险管理部负责人贺宇和阳光财险伊春中心支公司的员工，整个理赔队伍达30人。8月26日凌晨4点，他们开始研究整个理赔过程。两个小时后，当伊春市应急办的人告诉他们6点会有一位遇难者家属抵达伊春时，小组成员决定亲自去接这名家属。
悲痛的遇难者家属先去看了已经烧焦的遇难者遗体。上午9点，家属拿到了阳光保险给付的40万元理赔金。
8月25日清晨，郑秋贵的哥哥瘫坐在电脑旁，已经不安地看到了38位，弟弟的名字还是不可避免地出现了。
保险公司也在艰难地寻找名单。新华保险总分公司通过销售团队、电视网络等有关渠道多方收集客户遇险信息。8月25日上午，根据网上公布的42名遇难者名单，新华保险通过客户系统确认有两名客户在事故中遇难。随后，河南分公司辗转从航空公司获取到91名乘客的大名单，总公司核赔部和信息技术部从后台数据库中调取了同姓名人员保单信息，做进一步筛查。
为了确认客户身份，平安产险黑龙江分公司副总经理周信跑着去公安局查询，最终通过身份证信息找到了客户的家。但邻居告诉他，这家人已经全家赶往伊春。揣着现金支票的周信立即开车奔赴伊春，于8月25日晚在遇难者家属住宿的酒店找到了客户的家属，完成了赔付。
由于机场停运，直到8月25日中午，航空公司的善后工作组才辗转来到伊春，工作组立刻分为6个小组展开工作。随即，郑州、伊春和哈尔滨三地的旅客家属服务热线开启，哈尔滨的家属中转站设立。在每辆车上，都配备了工作人员和医护人员陪同。
8月25日夜，大量死难者亲属赶到哈尔滨。
另一方面，真相也在和时间赛跑。死者DNA已经火速提交给省公安厅，为辨认遗体做准备。两个黑匣子都被找到，将被运往北京，由专家进行译码。事故现场的勘察工作也开始全面推进。
当晚，15名重伤者再次登上了飞机。由于伤势过重，伊春的医疗设备不能满足需要，他们将被送往哈尔滨接受治疗。葛成仁的妻子和女儿均在飞机上，“外伤已经不算什么了，肺部灼伤随时可能要了她们的命。”一夜两天没有合眼的葛成仁，在接受采访时几乎睡着。
9岁的王家宝也在转院之列，当医护人员在机场要把他抬出救护车时，他死死抓着车沿不放手。再次面对飞机时，恐惧甚至战胜了虚弱的身体。最后，只有让父亲将他抱上飞机。
在伊春
“面对家属的时候，并不好过。”航空公司工作组内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工作人员告诉《第一财经周刊》，“他们往往会认为我们就是直接责任人。虽然空难可能是多方面因素造成，但我心里也的确有些负疚感。”
每位工作组成员都会和一位伊春政府公务员一起负责一家亲属的接洽。愤怒的人们往往会把矛头指向航空公司。工作人员被要求当着家属面把所提的意见提交给组长，以确认矛盾能够尽快化解。
福州人郑秋贵16岁就要去四川跟哥哥做生意。生意起色不大，却和四川女孩邹亚擦出了火花，现在他们的孩子已经一岁半了。“本来过不了多久，就希望把秋贵接回来团聚，给钱让小两口一起做买卖。”岳父邹权说。
湖北记者胡文雅2009年就经历了一场劫难，当时和三位同事去甘肃采访，遇到车祸，两位同事不幸遇难，他也身负重伤。老父亲劝他回老家教书，他执意不听。
对于相识者来说，每个名字背后都有太多的意义。所有的记忆都凝固在飞机爆炸的一瞬。而对于所有相关的公司来说，时间却需要分秒必争。
8月26日，巴西航空工业安全代表高建民带着从巴西赶来的专家小组抵达伊春，按照国际上处理空难的惯例，他们不能去现场，只能等待提问—协助安全调查组进行调查。总裁关东元于凌晨5点赶回北京，主持相关工作。
哈尔滨一位负责转接家属的年轻工作人员已工作超过48小时。他告诉《第一财经周刊》，“最折磨人的是一种带入感，不像在看电影，这都是你身边的活生生的人。”倾听太多的悲情故事，让他情绪一直低落。
8月26日下午4时，河南航空公司监事会主席刘航在新闻通气会上落泪鞠躬，并称河南航空已全面停航自查。对一家只有5架飞机、200多名员工的小型航空公司来说，这次空难几乎带来了致命打击。
在郑州的新郑国际机场空港迎宾大道，河南航空剩余的4架飞机孤零零地停在停机坪上。公司内部却仍旧忙碌，除去赶到现场的中高层领导，剩下的员工被组织开展安全自检的会议，他们被要求随时做好复航准备。但多数人却感到迷茫，对复航日期和公司的未来都不敢确定。
邹权向工作组提出三点要求，取回遗物、去机场祭祀、尽快见到遗体。老人通过遇难者名单揣测，排在后几位的遇难者是否应该是重伤送医的6个死难者，也许并不用做DNA检测，就能找到亲人遗体。他不知道，名单是按照名字首字母顺序排列的。
谁该为此次空难负责？知情人可能只有机长和黑匣子。齐全军所在的伊春市第一医院，已由警察重重设卡，禁止外人出入。人们只能看见他蜷缩的背影。而黑匣子的信息公布，恐怕还得等上很久。
8月27日，第二批伤者共计30名分别乘坐火车和飞机，赴哈尔滨和北京接受治疗。伊春当地只剩下9名轻伤者。
离开
8月28日，部分死难者和家属的DNA匹配完成。上午10点以后，家属被分批带到殡仪馆辨认遗体。这对家属来说，将是又一次巨大的精神考验。河南航空监事会主席刘航带领员工数人默默到达现场，试图表示哀悼。但当地公安出于安全考虑将他们带离。
下午两点，家属赴机场吊唁。数十台大巴和公交车缓缓驶入伊春机场，在场工作人员正装肃立。当日，伊春降雨。
青岛姚丽一家三口遇难，是此次空难最让人扼腕的悲剧之一。姚丽是用自己持有的信用卡金卡购买的机票，并因此获赠由新华人寿承保的航空意外险，保险额人民币300万元，姚丽的配偶、子女机票款也是用民生信用卡刷卡购买的，将分别获赔150万元和10万元。
8月27日，当新华保险把这笔巨款送到姚丽家人手中时，他们对此几乎毫无准备。
至此，各家保险公司陆续离开，而家属的痛苦还在延续。一名遇难者的身份还未通过DNA对比确认，22具遗体未被认领，15名重伤员还未脱险。
同样需要延续的是对责任的追问。8月28日，国务院事故调查组正式成立，调查组会对事故涉及到的飞机制造商、运营商、运行人、飞行、维修、空管、机务、机场等8个方面进行调查。不过，对于媒体就“疲劳驾驶”、“无盲降设备”等追问，民航总局一概不予应答，称并没有给出过结论性信息。
家属们陆续领到了由河南航空发放的1万元生活补贴，8月30日，河南航空的赔偿方案也公布了—每位遇难者赔偿96万元。对于这家年年亏损的航空企业来说，这笔赔偿无疑是个沉重的负担。而且，它所要面对的将是一个比赔钱糟糕得多的局面。
那就是，河南航空连招牌都保不住了。2009年9月，鲲鹏航空正式更名河南航空。空难发生后，河南工商管理局发布公告称，河南航空与河南省没有关联，在企业名称的使用中，对公众造成了误解和负面影响。据此，将撤销鲲鹏航空变更名称的登记行为，恢复其原有名称。
新闻稿里，深航将与河南航空的关系由“控股”改为“合营”。所有的新闻稿均是由深航发出，正文和落款则回避了提及深航。而深航的母公司国航，则在其财报发布日强调与河南航空不存在行政隶属关系。两家公司这样做的原因很简单—任何一家航空公司都会对“空难联想”避之不及。
但是，作为持股51%的大股东，深航深度参与了空难营救。200多人的工作组里，深航占了大部分，虽然他们不愿说出自己具体的归属公司，但大部分第一时间、第一线工作也正是他们完成的。
担心自己声誉的还有巴西航空工业公司，针对舆论对小飞机安全性的质疑，公司雇佣著名的公关公司奥美公关来消除影响。奥美找到一些航空业的资深记者，商定用新浪微博(http://t.sina.com.cn)做载体，去传播“事故和飞机没有对应关系”、“大飞机小飞机的安全区别不大”等常识，试图纠正一些偏见。
拥有25架E190飞机的天津航空也非常紧张，伊春空难后，它们的飞机在南宁冲出了跑道，在南京因机械原因取消了一架航班。公司也开始利用网络平台去宣传小飞机的安全性。
8月29日中午，多名记者乘坐同一架飞机飞离伊春。刚起飞，机体强烈抖动，同行的媒体都放下手中的报纸，一阵惊恐。失事飞机的残骸就远远地呆在窗外，几位身着便装的家属正站在遗骸旁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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